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胡绳晚年如何分析

2019-11-18 作者:概况   |   浏览(106)

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违背了历史的逻辑,正因为如此,身历其境的邓小平最有感触,他后来一再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定不能再犯左倾幼稚病,一定不能被民粹主义所蒙蔽。

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二是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革命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三是对土地平均问题的过分强调,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严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土改运动中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共党内 “左”倾 民粹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 农业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其基本思想特征为:一是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把它看作是丑恶、衰落、倒退的历史现象;二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懂得社会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怀恋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农民的个体私有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三是把农民看成社会的基本力量和历史主体,把人数众多的农民作为依靠力量,主张通过农民的解放而解放全社会。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肤浅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特点;对底层农民革命性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过分强调,是中共党内“左”倾民粹主义重要体现。 一、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 中共党内“左”倾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视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量齐观的敌人。这种“左”倾民粹主义在建党初期开始萌芽,在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而达到高潮,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时有表现,一度出现侵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严重偏向。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只是笼统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党的革命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确定为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强调“党应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②] 中共最初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显然是不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进步成分,但它在中国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并且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并不是“资本家的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相应地比较软弱。因此,中共将“资本家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企图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带有空想色彩。 中共对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认识,对于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但却无益于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共必须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而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共二大确立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将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这是正确的。中共三大以后,决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将其改造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进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国民革命,这样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样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基本克服了中共建党初期的空想性和民粹主义倾向。 国民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很容易出现“左”的激愤情绪。在这种激愤情绪支配之下,很容易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应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党内很多人看来,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那么接下来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将斗争矛头对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尽早地实现革命性质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当中国的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离开革命阵营之后,中共仍然坚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事。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三次“左”倾错误的出现,与中共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影响有关系,也与共产国际混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说:“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共同之罢工的方针。”还说:“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但“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同”,是“因为工人与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是执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该决议认为,“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些指示明显地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该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从资本主义变到社会主义,将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过渡阶段,然需中国革命把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缩短得很多,比俄国一九○五年的条件之下所得出的速度起来,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要快得多。”“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亦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③]这种企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迅速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设想,对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它断言:“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认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必然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④]这显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同起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公开阐述了“无间断的革命”理论。他分析道:“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因此,他提出:“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⑤]这些论断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不仅没有从理论上得到根本纠正,反而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随后,李立三、王明等人也认为,革命一旦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⑥]同样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淆,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仅仅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而且还要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任何“中间势力”,将革命矛头同时对准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层。 俄国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是轻视民主主义,轻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思想特征在俄国革命中即有所体现,因而也表现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中,也更影响到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体现了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和批判。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严格区分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阐述了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包含着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批判和澄清了民粹主义,标志着中共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和资本主义性质认识的飞跃。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因此,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⑦]主张由落后的农业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直接回应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了要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现代工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专门阐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两个革命”说。他指出,“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他明确强调:“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⑧]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绝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不是以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的基础是工业化社会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函秦邦宪,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问题,指出了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将机器、工厂和合作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包含着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容,指明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又吸收资本主义成就的新道路。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时谈到:“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对专制主义为第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⑩]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而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他指出:“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11]他明确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2] 中共七大开会时,因为已经把《论联合政府》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毛泽东没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来解释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他在解说七大的报告时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毛泽东以俄国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为例,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不顾中国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发展状况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要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根本标准。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13]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作用,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不是排斥资本主义,而是要大胆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不承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民粹主义的观点。他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14]这样明确的阐述,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根本区别开了。 民粹主义是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在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情绪支配下,农民在革命运动高潮中易于出现破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激举动。中国近代私营工商业多与土地剥削有联系,很多地主富农除了在农村靠土地进行剥削外,还在城市经营民族工商业。随着中国革命进程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中共党内在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也流行起一种破坏民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乱抢物资和机器的现象较为严重,并在城市的管理上搬用农村工作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严重损害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农民将地主富农在乡村的土地财产分配之后,往往产生进城没收和分配地主富农财产的激进行动,从而导致破坏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 农民进城破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激进举动,是民粹主义的表现,是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体现,必须予以抵制和批判。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土改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抱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修改《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简报》中明确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保护,仅官僚资本与真正的反革命恶霸分子的工商业,可以收归国家或人民所有,但在国家或人民接受过来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开。对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工商业的发展为限度。”[15] 1948年2月27日和3月1日,毛泽东分别写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强调保护工商业,团结开明绅士。4月,他在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16]在薄一波关于平、津两市的接管请示中,毛泽东特别叮嘱: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明确反对土改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并将这种军队平均主义视为民粹主义加以批判。他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自由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17] 1948年7月,经中共中央审定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中,引用了毛泽东讲话,并把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都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对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危害作了进一步阐述:“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民,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认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和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农民通过土改分得土地是作为小私有主而存在的,有些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努力生产而又善于经营者将富裕起来,还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富农;相反,有些则会贫困下来甚至变为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因为在一定历史的条件之下,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经济广大地发展起来;所以这种私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有其一定的进步性。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看不见土地改革后这种可能的社会变化,……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18]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经过另一个阶段的历史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二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贫困和阶级。它再次重申:“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因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的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成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思想。带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就正是这样一种反动的思想。”[19] 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农业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偏向。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体现了农民身上自发的民粹主义倾向,也反映出党内在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上的民粹主义倾向。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种农业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阐述了绝对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 二、农民革命问题上的民粹主义倾向 中共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20]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21] 五卅运动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深化了。1925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共中央:“党应该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的注意。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目标是要执行没收土地交给农民的“耕地农有”政策,否则农民便“不能参加革命”“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而现在过渡时期提出的减租、减税等要求可以使农民“革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22]所以党不仅要组织和指导农民,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中巩固党的组织。 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级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农民书》,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规定“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23]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明确断言:“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随后,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详细阐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重要地位问题。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指出:“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他强调:“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故他号召说:“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24] 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处于农村底层的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着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认识到乡村及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的革命行为进行赞美:“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25]农民历来的命运是任人宰割,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显示出伟大的力量,“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26]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农民中的下层——贫农的革命性给予高度肯定,得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结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贫农描述成农村革命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党的领导。”他们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对这些被人视为“痞子”的贫农的革命行为给予热情讴歌,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他说:“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27] 农民运动的发展表明中国农民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国民革命必须极端重视农民,紧紧依靠农民。毛泽东强调贫雇农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把贫苦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他们的首创精神,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所得出的这些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的确有“左”的过火行为,存在着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1926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说:“发现本省各地农民运动多不免左稚之病。其所提口号,如打倒地主以及关于干涉政治等,在目前都失之过高。”为此,它强调:“本省农民运动,除尽力组织穷苦农民群众并拥护其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之改善外,还应引导中小地主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大地主除开最小部分之难同情革命者外,也要设法使之在革命运动中能守中立。”[28]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贫农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对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者的高度赞扬,显然是不恰当的,带有比较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李维汉指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存在着某些不足:“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29]同时,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民众基础,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赋予了农民,过分强调对贫苦农民的绝对顺从,存在着过分崇拜农民和尾巴主义的倾向。这种崇拜农民,特别是推崇贫农的倾向,与民粹主义有相似之处。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区别于民粹主义农民观的根本所在。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替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30]因此,在重视农民和肯定农民革命性的同时,必须警惕过分重视农民的民粹主义倾向。 农民阶级与小生产相联系,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更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度地肯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有可能导向民粹主义倾向。列宁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31]实际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建立其上的农村社会是民粹主义天然的深厚的社会土壤,农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天生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明显带有“左”倾民粹主义倾向。在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这种“左”倾民粹主义倾向还是很严重的,以致于毛泽东于1926年12月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演说时也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1927年初,湖南省《省会近郊区农民协会整顿纪律的布告》明确规定:不准借款、捐款、罚款;不准笼统地阻禁谷米及猪牛羊出境;不准以农协名义吃是非饭;不准私开联席会议;不准私擅逮捕;不准多收入会金及月费;不准私自举行游乡大会;不准土豪劣绅及流氓地痞加入农协等。[32]从这些纠正“左”倾行为的布告中,可以窥见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民粹主义倾向的严重性。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重视农民问题上与民粹主义区分开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对此作了精辟阐述。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33]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必须与农民分清界限,不能沾染上农民的民粹主义思想观念。他说:“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34] 三、土地革命中的绝对平均主义 以广大农村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民小生产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使中共不可避免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侵袭。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农民有着浓厚的“均平”观念。对于农民意识中自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之初便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5]农民及党内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就是自发的民粹主义思想,具体体现为“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曾经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利害”,其表现为: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不平等制度。分东西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只要平均背。分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从群众头脑根本的去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极端民主化一样,都是手工业小农经济的产品,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方面罢了。”毛泽东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并提出的纠正方法是:“在理论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在红军中,物质的分配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饷平均等,因为这是现时环境红军斗争的需要。但必须反对一切无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36] 可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反对的主要是红军和党内严重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和实行的是“大体平均”。这显然是照顾到农民占多数、平均主义思想深厚而做出的变通之策。在此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大都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并非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因为在物质条件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很难做到“绝对平均”。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再次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37]这种以绝对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的倾向。 与绝对平均主义同时存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确实减少了许多,如党的决议比较的能够执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口号没有人说了,都是实事。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减少罢了,决不是在一般党员观念里头根本肃清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毒根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心中。如决议案之执行表现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之一。”[38]这种极端民主化倾向,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的集中体现。 对此,毛泽东在1929年12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的纠正方法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39] 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地有其田”目标,并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中,规定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配给农民使用的土地分配方针。这个方针的实质,是实行土地国有。土地国有政策是共产国际和瞿秋白“无间断革命”论的反映。在共产国际看来,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之下,在工农民主革命的独裁条件之下,一切土地与水利收归国有,这不但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手段,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步,是农村经济进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出发点。”[40] 正是在共产国际这种土地国有化方针指导下,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采取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左”倾政策。1928年初,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原则。”1928年底,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政策,并用三种方法分配没收土地:一是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是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是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这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它规定:“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41]土地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是比较合理的,也为以后的土地革命所普遍采用,但没收一切土地归政府公有并禁止买卖,显然是在“土地国有化”指导下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后来指出,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42]这些带有“左”倾错误的土地国有化主张,是原则性错误。它实际上实行了对土地全部没收、土地公有的办法,具体方法是主要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平分。 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主持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兴国土地法》,提出了一要“分”二要“快”的口号,批评了脱离实际的“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理论,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是争取群众。同时,提出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口号,并在《兴国土地法》中明确规定:“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并打击富农起见,分田须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 [43]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但这次会议仍然坚持“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土地”和“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的政策,显然是延续了此前的“左”倾错误。2月16日发出的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一号说,联席会议指出“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这样的规定,显然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的范围,在打击地主富农的同时,严重损害了中农的利益。1930年6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南阳主持召开的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没收一切土地”和“废除一切债务”,强调不仅要“平田”,还应该“平谷”,认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是“站在富农观点上”。这些错误规定,反映了苏区普遍存在的“左”的民粹主义倾向。 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要求平均分配和享用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是浓厚而深刻的,平分土地符合农民的利益,因而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描述农民对土地平分的态度时说:“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44]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进行分配的平均主义做法,往往会侵犯中农利益,但因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拥护,故能畅通无阻地实行。中共显然对农民平均主义采取了迁就和妥协策略。 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也是个体小私有者,土地问题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能够满足其个体生产者的要求,但中共推行的“土地国有”主张,又否定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显然损害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利益。中共要想真正地获得农民的支持和信任,必须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1930年7月,全国武装暴动、夺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立三路线”遭到严重挫折后,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纠正“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政策,提出“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的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胜利联系起来。”[45]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致信中共中央,系统地批评立三路线,认为“新的政权机关还没有建立,苏维埃在许多地方还不是选举出来的。苏维埃运动的这些弱点之外,还有些过早的错误的企图,就是要想设立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要想实行有规划的经济,实行专卖,没有军事必须的地方,也去调节经济生活”。“公布的苏维埃政府的纲领,很明显的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等[46],认为超越了革命发展的阶段,都是些“过早的和错误的企图”,应该予以纠正。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批评了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口号被富农利用来煽惑中农群众;“勉强的实行共耕制度”并认为“这就可以训练小农的‘共产’观念,扫除私有倾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现在就用政府的法令或者用党的决议禁止土地买卖和租借是“过早的办法”。[47] 对“土地国有”政策的纠正和对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说明,在中央苏区很快得以贯彻。1931年2月28日,毛泽东致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了“土地私有”的政策,反对土地国有化,力图分清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指出:“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他强调指出,“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希望各级苏维埃及民众团体负责同志大家明了的。”[48] 然而,从1931年4月起,随着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做法开始出现,并在查田运动中得以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严重打击了富农和部分中农,集中体现了“左”倾民粹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反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开始转变对富农的策略。1935年12月初,毛泽东致函张闻天指出:“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49]12月6日,中共中央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改变了对富农的“左”倾政策。 12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了对富农的新政策: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50]这就纠正了苏区“富农分坏田”等过分打击富农的“左”倾政策,使富农问题基本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四、土改运动中的农业社会主义 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手段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政策,明确提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条件,规定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适当照顾,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外一般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等。各解放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迅速开展起来。[51] 为了发动农民参加土改运动,各地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并过分强调了“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强调让贫雇农分到足够的土地,甚至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康生、陈伯达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口号,认为“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甚至提出:“在平分土地中,中农发生动摇时,为了全村利益,不得不向他斗争。”这些带有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提法作为土改运动的成功经验得以推广。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在陕北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提出:“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土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52]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宣布要将《五四指示》规定的土地政策转变为“彻底平分土地”政策。正在主持全国土地会议的刘少奇立即代中央工委起草电文请示:经会议讨论,“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9月6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给中央工委起草复电:“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质量上平均分配。”[53] 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对“平分土地”的办法作出明确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54]土地平分的对象首先是地主、富农,但在具体实施时为了迁就贫雇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要求,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中农利益。陕北佳县“平分土地,主要的不是平分地主的地,而是平分了中农的土地。”[55]陕北土改运动中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故造成了边区一度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左”的作法。 当绝对平均主义和“左”的偏激做法在土改运动中泛滥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并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强调不要损害中农利益。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土改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如何团结中农呢?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56] 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指出: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在整党问题上宣传唯成分论;在土改问题上赞扬急性病的问题,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助长尾巴主义;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左”的倾向或加以赞扬,或熟视无睹,都是错误的,应该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土地改革的问题,并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他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对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57]《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做法开始改变了。 5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58]这实质上是对《中国土地法大纲》关于平分一切土地原则的重大修改。中共中央逐步改变了“平分一切土地”的做法,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批判绝对平均主义思想。1949年8月,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做法来取代“平分土地”政策。“到这时,中国共产党才通过反复的实践,达到认识上的飞跃,做到了对平均主义的革命性、反封建性和落后性及其错误严格而明确的区分,从土地改革的政策和做法中最终消除和克服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59] 综上所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思想斗争。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大同”思想的熏陶,很容易出现用传统农业文明来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民粹主义。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特点。与俄国民粹主义相比,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民粹主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极力克服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但由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占据多数,民粹主义的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深远的思想传统,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抵制和清除民粹主义消极因素影响的历史任务仍然比较艰巨,党内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的斗争。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北京 100006) ——原载《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第73-83页。--------------------------------------------------------------------------------

1995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199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幼稚病;民粹主义;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分析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③]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93页。[④]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454页。[⑤]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0页、639页。[⑥] 李立三:《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红旗》第96期。[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8页。[⑧]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页。[⑨] 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⑩]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275-276页。[1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55页。[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0页。[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322-323页。[1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0-1061页。[15]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224页。[16]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17]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1991年第2版,第1314页。[18]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19]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20]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21] 《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22] 《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463页。[23] 《告农民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24]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2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页。[26]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页。[27]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0页、21页、17页、15-16页。[28]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85页。[2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30]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31]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治的报告》,《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版,第144页。[32]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69页。[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305页。[3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318页。[3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页。[36] 《古田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6-807页。[37]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993年版,第409页。[38] 《古田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3页。[39]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8-89页。[40] 《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4页。[41] 《土地法》,《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49页。[42] 《土地法》,《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51页。[43] 《苏维埃土地法》,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7页。[44]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45]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46]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8-649页。[47]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48] 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6-257页。[49] 毛泽东:《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73页。[5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74-375页。[51]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249页。[52] 《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社论》1947年9月1日,第1版。[53] 毛泽东:《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54] 《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55] 《佳县两个月土改工作报告》,《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上册,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56]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50-1251页。[57]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14页。[58]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31页。[59] 郭德宏:《“平分土地”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1945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马 勇

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极力主张新民主主义,接着又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有一点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宁左毋右,忽左忽右,左右摇摆,大概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最真实的写照。历史主义地说,左倾思潮与左的实践让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沉重代价,胡绳在生命最后岁月的思考,始终围绕着“左倾幼稚病”这条主线,其以为中国要想步入现代化发展坦途,必须时刻警惕左倾回潮,警惕左倾幼稚病。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新民主主义:克服“左倾幼稚病”的成功案例

早在1882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象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2]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胡绳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对列宁主义的扬弃。新民主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要怕资本主义发展太多,中国应该怕资本主义不能更多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共的使命,不是在中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用新民主主义指导,让资本主义获得任何一个体制都不能获得的速度、质量与意义,让中国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20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根据胡绳的分析,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势力”就是在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下逐渐放弃了蒋介石、国民党,逐渐向毛泽东、中共靠拢,成为中国革命获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制定《共同纲领》时,尽管有民主人士希望早点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一大批中共领袖毫不动摇地坚持新民主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此时如果从左的立场进行解读,当然有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同流的意思,有一种右倾嫌疑。但是,在中共领袖看来,中国在1949年后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批资本家跟着蒋介石走了,还有一批资本家自己离开了大陆,中国如果不能让资本主义获得恢复、发展,得到的政权,照样可以丢失。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3]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当然,根据刘少奇的看法,1949年之后的新民主主义也不是之前的新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可能会在思想理念上,在人们的公共行为规范上,渐渐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新民主主义,必须让中间势力有一个明天更美好的期待。只要中国经济获得比1949年之前更快更好的发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会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左倾盲动地人为推动。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资本主义玩完,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建立,中国只会重回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空想主义,是乌托邦。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4]。

胡绳晚年在反思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情形时指出,刘少奇的看法是对的,中国确实不应该那么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应该接续先前的新民主主义路径,让社会主义自然过渡。不幸的是,刘少奇的预言一语成谶。毛泽东在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改变既定想法,让其能够这样简单地说服他的党内同志、党外朋友,这确实很值得思索。根据胡绳晚年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重犯中国历史上如此低级的错误,主要的还是其思想深处的民粹主义作怪。胡绳指出,在毛泽东最辉煌的岁月,在他领导中国革命所向披靡的年代,确实没有民粹主义的东西。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是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七大开会时,《论联合政府》作为书面文件印发,毛泽东没有宣读,另外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在谈及民粹主义时,他强调: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必然存在。苏联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反复告诫全党不能着急,一定要坚守新民主主义。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左倾幼稚病”的极端化:民粹主义理想的试验场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胡绳指出,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都曾花大力气批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农民的最原始的乌托邦,是一种小农经济思想。他认为这种思想在中国有非常丰厚的社会基础,太平天国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预演。太平天国那时当然并不知道什么是民粹主义,但太平天国的实际做法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他们在打到南京后就立即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把所有商铺分门别类收归军队,这实际上就是彻底消灭了工商业。这种政策迎合了底层民众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可能真平均,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只能是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5]

胡绳说,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有清晰的思想意识,但毛泽东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并没有坚持到底。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这一年,中共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布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再加上前面三年恢复时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实只有十八年。这个口号当年听起来令人振奋,但是几十年之后再想想,这不是民粹主义是什么?胡绳对此深表惋惜:“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从1953年至毛泽东去世,长达二十多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从合作社,到生产队,到人民公社,到全民所有制,再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对于民众任何充满创意的思路无不兴致勃勃,大力支持。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一个庞大的中国,简直就是毛泽东民粹主义理想的试验场。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6]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7]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一九0五年,而非俄国的一九一七年。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历史,完全胡来。毛泽东之所以对于一切具有民粹主义的东西兴致勃勃,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中国革命最大危险不是右,而是左。中国革命的“左倾幼稚病”与生俱来,真正的右,是敌人,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并不会有谁去犯这样的错误。而“左”,即便错了,改了就是。殊不知,就在中国“左倾幼稚病”折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无形扩大,与世界主流国家变得格格不入,中国以民粹主义立场看世界,到处都是水深火热,人吃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而世界看中国的民粹主义试验,更觉得不可思议,弄不明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为什么显得如此幼稚?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地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1925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目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左倾幼稚病,就是病。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违背了历史的逻辑,正因为如此,身历其境的邓小平最有感触,他后来一再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定不能再犯左倾幼稚病,一定不能被民粹主义所蒙蔽。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上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一九0五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8]。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9]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1926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0”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10]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一九0五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1926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11]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的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1927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12]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一九0五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一九0五年,而只是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他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象俄国1905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13]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明确讲:“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0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14]

为了一步成就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义。它之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作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两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15]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6],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做了具体的解释。

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7]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

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一九0五年。即使俄国1905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18]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当中。决议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能够决定”。[19]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20]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21]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10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做出了详尽的指示。

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22]

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一九0五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1931年11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人们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特殊背景

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领导权问题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1935年12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前此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23]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4]

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25]根据9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10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只有4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180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一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26]

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于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27]

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就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28],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磨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于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1939年5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29]鉴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重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30]

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1937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1939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1940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将近50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31]

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的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2]

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前此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着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它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3]

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发挥的过程。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确实是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的。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之时,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4]

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35]

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1927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在1942——1943年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期间,我们甚至看到,毛泽东要国民党代表转话请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共产党主张“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36]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惨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7]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就肯定对自己不利。第二是理论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既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因此,还在1944年8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38]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复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1948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1945年3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39]

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5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在5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说明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很明显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着作。

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一九0五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大的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至于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没有说。[41]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深入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理由,严格说来同列宁的那本《两个策略》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

通观列宁的《两个策略》,其中关于俄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的解释,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说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俄国的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比如说通过群众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结果也“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民主主义、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道路,“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二是说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为俄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工人的解放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残余,对无产阶级绝对有利。

列宁的上述解释中明显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即所谓“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说法,与在中共党内早已深入人心的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列宁关于即使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只能实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自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就反复强调的,民主革命要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的中外企业收归国有,从而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观点。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和提高农民就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很难理解的。

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毛泽东从未跨出过国门,除了20年代初一度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2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农民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了解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着作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着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着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再加上过去革命程度距离过渡问题还远,注意收集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做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着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再有也就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了。[42]但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不仅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讲透,而且还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1927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地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1927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3]

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满足下层工农劳动群众的强烈革命愿望,同时又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成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曾接二连三地发布指示,纠正基层组织各种打击侵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甚至再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也一度公开批评了在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称其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44]

但是,自从1946年4月毛泽东出于夺取政权的需要,开始认真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后,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他在这部系统论述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着作中几乎所有写有“革命”、“消灭”、“暴力革命”的词组和段落旁边,用粗笔一遍一遍地划杠圈圈的情况,不难看出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对列宁所强调的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充满了怎样一种战斗的渴望。其实,从反复读过多遍的《两个策略》之后,毛泽东就已深悉列宁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还多所顾忌。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经验的角度,毛泽东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45]

强调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1948年中共中央8——9月间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了。看来绝大多数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关于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确信不移,由于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接收了大批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10以上%的国营经济,他们完全有可能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我们现在必须设法限制那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比如,人们开始怀疑“保护工商业”的口号是否正确,因为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还有些发展生产的作用,纯粹投机倒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同样,私人性质的银号、钱庄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全部由国家接管过来?另外,我们不要把国家的钱贷给资本主义企业,去帮助它们,而应设法使它们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来。总而言之,不少领导人相信:“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来,而后再去打倒他”。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能立即消灭,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

通过大批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使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营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泽东坦率地承认他开始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设想时还不清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因而缺少了没收官僚资本一条。直到1947年年底才意识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到领导地位上来了。再加上农民的合作社经济,按照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即是跟社会主义走,它本身也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因此,毛泽东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上开始说:现在就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人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开始发生微妙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刘少奇在九月会议的发言中明确认为:既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包含着几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现在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没收现在还不要,但竞争现在就开始了。[46]

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严格说起来还较比谨慎。因为他们估计,国营经济所占比例还很低。毛泽东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10——20%”。因此,他们认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能一下子搞掉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他们知道,“没有机器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而中国工业化水平还太低,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在工业基础及国有化程度高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革命后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我们中国恐怕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是,既然明确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始终在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只是暂时的同盟者,要时刻提防其叛变的可能性;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47]

许多情况是没有想到的。在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以至于不能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样不十分确定的措辞。同样,当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在未来过渡时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领导权之后,他对动摇于国共之间的国际国内中间势力的担心仍较多,更没有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会给自己留下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因此还在为共产党未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安,不能不格外注重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情况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着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他始终坚持这一未来政治构想的“过渡”性质,肯定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或“过渡的国家形式”。种种情况显示,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虑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明确提出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事实上,在中共中央确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既然规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规定了这个新社会的基本性质将不可能是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而那种构想中的以统一战线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从此失去了存在的理论基础。

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这在理论上未必是正确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一个新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候,生产力总是落后于生产关系,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只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冲突,实际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途径。新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社会,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的主要任务理所当然地首先都应当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即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按照毛泽东《矛盾论》提供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也不难看出决定这段时期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应当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得到改造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应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当是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不分时间、条件、地点地一概把生产关系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相信按照理想模式解决了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就可能造成理想社会,这很难说不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很可惜,深受俄国模式影响的毛泽东恰恰陷入了这个误区中。

毛泽东再度深受俄国革命模式影响的情况,从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和不少与会者都在在拿中国革命的程度同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相比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明显,毛泽东这时已经在考虑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问题了。尽管几乎所有与会者更多地谈到的都是“和平转变”,但问题是,准备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动员令已经发出。在对照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他很明确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时间表:15年。而这个15年,不过是参照俄国十月革命后那个12年的过渡期提出来的。照毛泽东的说法,俄国十月革命后差不多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最后向资本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中国更落后,自然要更长一点时间。但不论时间长短,在这里,理论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了。因为,既然苏联那个12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这个15年当然也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时期了。

其实,革命转变问题的提出,对于熟读了《两个策略》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毛泽东来说,也绝非偶然。任何稍微细心地读过《两个策略》一书的读者都会记得,列宁在这本着作中的一个中心旨意,就是主张尽早尽快地排斥资产阶级,以便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尽管列宁宣称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不可避免,他同时却一再强调提出:“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受到毛泽东格外推崇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更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了列宁的这一革命转变思想。它指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48]欢迎官网下载首页,

毛泽东是唯物论者,他理论上“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运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谋略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往往使他更注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一面讲:“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一面却更加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4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的提出,到实际上放弃的整个过程,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这种矛盾看法。他一方面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肯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侧重于依据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这一阶段的存废和过渡时期的长短。

当然,从提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明确否定存在着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毕竟建国初期属于民主革命的诸多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权还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相当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要矛盾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所谓“外部斗争”和“外部矛盾”还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国内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还不主张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不同意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强调还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来协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特别是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因此,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肯定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性质,和经济上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做法。毛泽东以后也还在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此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从刘少奇1949年7月4日提交给联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即可看出,这种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刘少奇的报告明确提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但考虑到“外部矛盾”和“外部斗争”,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仍然会长期存在,因此,“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可能需要10—15年的时间。显然,从实践上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短短几年之后就不是新中国最突出的问题了;从理论上看,决定一个新社会性质的,最终也还是要取决于其“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所以,短短几年之后,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50]

随着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全中国任务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斗争相继获得胜利,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任务基本结束了,按照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自然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与此同时,国民经济顺利恢复了,不仅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已经根本解决,经济上的力量对比问题也出乎意料地基本解决了。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讲:工业中国营资本已经占到了67.3%, 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40%,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的和主导的地位,即使从经营的角度,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取代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似乎可有可无了。

面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或者毋宁说是力量对比的决定性改变,在1952年6月,毛泽东就正式开始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51]紧接着,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5日正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论者。在旧的矛盾解决之后,他总是会坚决地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以解决新的矛盾。在意识到1949年建国的革命任务大功告成,而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他很清楚地看出继续泛泛地谈论和肯定新民主主义,势必要造成人们在“过渡”问题上的概念混乱。因此,他开始公开否定新民主主义存在的必要性了。他宣布说: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尽管在建国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决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他们“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争取尽快全面实现社会主义。[52]

[1]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220页。

[3] 列宁选集》,第3卷,1965年中文版,第563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4页。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9——32页。

[5]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231,2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0页。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7]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中夏:《论劳动运动》,《民国日报》副刊,1924年3月22日。

[8] 《中共中央选集》,第1卷,第329——338页。

[9] F.M.:《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10]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24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52——154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11]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3——286页。

[12]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9——22页。

[13]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283页。

[14] 前引《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4页。

[15] 罗明那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第3——4期,1928年2月29日。

[16]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第3——4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页。

[17]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年6月14——15日,等。

[18]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莫斯科1929年4月版,第28——44页。

[1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98——301页。

[20] 克鲁:《目前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23期,1928年7月10日。

[21] 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1930年5月15日,《柏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4月7日。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02页。

[23]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609——617页;陶尚行:《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2月8日。

[24]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7——10页;《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95页。

[25]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央关于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57——158,178——179页。

[26] 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第28期,1937年12月21日;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等人的谈话》,1938年7月2日。

[27]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28]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5页。

[2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30]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东北师大中国革命教研室1953年油印本。

[31]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马丁的谈话》,1940年2月。

[32]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

[33] 同上,并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63——765页。

[34]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1940年7月13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前引《毛泽东选集》,第735——736页。

[35]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国问题》,等。

[36]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1942年12月1日。

[37]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547页。

[3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12——614页;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

[39] 谢伟思前引书,第327——329页。

[4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

6,100——101,126——127页。

[41] 同上,第55——56,127,190页。

[42]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

[43]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253——1255页。

[44]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1948年2月7日;《中央关于讨论划分阶级草案的指示》,1948年2月16日;《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9——31,35——36,236——242页。

[45] 前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74页。

[4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6页。

[47]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351,1432——1435页;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1948年9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87——688页。

[48] 前引《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651,693——694页;《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83页。

[49]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13——314页。

[50]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49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2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刘少奇给联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见《当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

[51] 《毛泽东致罗迈》,1952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卷,第458页。

[52]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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