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新时代中国哲学的精神,浙江社科网

2019-11-19 作者:概况   |   浏览(199)

在这种思想的推助下,中国哲学思想整体上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被取消,经学退出学术殿堂,“哲学在中国”变成没有“中国的哲学”。当下我们应发扬中国哲学独特创造的概念、范畴话语体系,在世界哲学舞台上讲好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故事,大声发出中国自己的话语声音,使世界懂得、了解、体认、理解中国哲学。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无疑要立足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的故事,讲好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概念、范畴的体贴,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

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和创新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就须拥有自己的根基、灵魂和品性,而这一切都要表现为拥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鉴于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功力不足,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等状况,提出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24字建设思路,这为我们在历史新起点上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思想上层的哲学及其哲学研究,应反映时代精神、实践发展要求、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应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性,坚定学术自信,构建中国理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表达,是正在思维着的时代精神。新时代中国哲学理应继承、具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新时代中国哲学应明确自己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深刻地反思社会现实,以思想的深邃和理论的凝练来回答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如此,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撑和力量,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哲学;哲学思想;话语体系;中华民族;世界哲学;学派;学术;危机;文化;冲突

欢迎官网下载首页,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运用解释范畴和话语方式表达着自己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语境,着眼世界思想文化的前沿,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准确把握所处时代的根本问题和发展趋势,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主题,用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学术话语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已成为当今中国发展提出的重大命题,也是亟须研究和应对的紧要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问题;学术;西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在破解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中不断确立新的哲学精神。新时代中国哲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这不仅与对哲学本质、特点和作用的理解有关,也需要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变化进行深刻理解。

近代西方列强以国强必霸的“丛林思维”,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随后,鸦片、器物、制度、价值观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以为西方的那一套可以救中国,因为他们认为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或中国,在清算、检讨中国为什么受到列强侵略,为什么落后时,过分地归咎于文化方面。在这种思想的推助下,中国哲学思想整体上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被取消,经学退出学术殿堂,“哲学在中国”变成没有“中国的哲学”。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要把握现代中国学术话语的具体现实境遇。离开对现实境遇的把握,我们将无法深刻地切准中国学术话语的核心问题。解读中国学术话语的本质性内涵,要在一种力图达于社会——历史内容的理解要求中,将其置放到古今转化、中西互动这样一个更为广泛而深入的领域去加以领会和探索。是故,我们不可能撇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撇开自“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而以一种实质上缺乏历史性的实践和实体性内容的抽象“理想语言”来构造出某种学术话语体系。

本期主持:韩庆祥(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授)

融合中西哲学的精髓

所谓话语是指能说出来表达思想、意思的话,以及把这种话记录下来的文字。自汉张骞通西域,后来形成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中国哲学思想的话语系统传到东亚、南亚以及欧洲,在东亚形成汉字文化圈,或曰儒学文化圈。

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要以清醒的理论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强有力地“在场”,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合理的价值论和有效的方法论,应当也能够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深度关注、合理破解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引领作用。为此,我们要正视一些学科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而将西方话语奉为圭臬的食洋不化。要警惕西方话语霸权背后蓄意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并把马克思主义归入意识形态而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危机。要夯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学理支撑,摒弃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标准的客观坐标,建立相应的核心学术话语,使其不致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要找准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位置,防止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理论缺席和学术话语的主体性失落,使中国发展理念、中国实践经验凝聚成具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推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并对国际话语体系产生影响。

本期主题: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和坚定学术自信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天人合一、古今变通、知行关系、形神关系、名实之辩等。然而,我们直到近代都没有建立独立的哲学学科,所谓“道学”“玄学”“理学”等反映哲学思想的论著大多收藏于“经学”和“史学”之中。1912年,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标志着具有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建立。这时建立的哲学包括中国既有的哲学思想,也有西方哲学的话语、概念、方法等。

古代中国在东南亚儒学话语系统中具有强势话语权,朝、日、越等国家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儒学话语体系,并成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统治思想。在21世纪的当代,中华民族应继承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发扬其在古代世界话语体系激荡中强势站稳脚跟的根基,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话语体系的复兴。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坚持本土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恪守中国价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显然不能简单依附西方理论范式或延续西方现代性逻辑,不能用西方社会中成长的话语理论来衡量中国丰富独特的发展实践,削中国实践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为此,一方面,我们须昭示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分量、思维成熟度和对于人类社会探索的深广度,要怀持笃定的文化自信,注重从我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体认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文化基因和生命意志,善于在历史传统中寻求有生命力的话语资源,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找准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的切合点,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中滋养学术自觉性,激活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和表达。另一方面,要走出“鹦鹉学舌”的叙事困境和迷思,尽快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故事,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融通中西的全球性话语策略阐释中国价值,并彰显中国学术话语的世界意义。

主持人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思想上层的哲学及其哲学研究,应反映时代精神、实践发展要求、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应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性,坚定学术自信,构建中国理论;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应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把学术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以哲学方式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为此,我们组织三位专家,就“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和坚定学术自信”发表见解。

经历百年来的发展,我国哲学已经形成了包容兼蓄的特质。因而在讨论中西哲学差异时,不能把这两种哲学加以简单的比附和对立。如果片面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将会导致中国哲学丧失其本应具有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如果过分强调西方哲学的主导性,则会忽视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特色和贡献。只有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中西哲学的精髓,并加以会通融合,才能真正推进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爱智慧的智能创造。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中国与希腊相当,产生了老子的《道德经》,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及《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具有卓越智慧的开创之作,也开创了“哲学突破”。中华哲学思想话语体系,以鲜明特色、丰厚资源、独创表达的中华哲学思想话语体系走向世界,使世界重新体认中华哲学思想话语体系的独特风采。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要深深植根于中国实践,善于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伟大实践的源头汲取理论创新的活水。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封闭的概念推演和抽象的逻辑论证,也不是“寻章摘句”之学。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统一于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社会发展规律的“秘密”只能到实践中去探求,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创新能力,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实践是理论的最终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度重视把握中国实践对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所起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这也是提升中国话语学术品性的根本路径。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国发展起来的当今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历史性转变。

哲学应直面社会现实

以往之所以只能“照着讲”,是因为哲学定义、标准是西方规定的,他们并不了解东方哲学,更不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定义、标准只能按照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即中国哲学的起源、性质、特色和中国的时代精神来制订。况且哲学之所谓哲学,各国、各时代、各哲学家的规定、界说和标准也不一样,它是各哲学家依据其哲学观、价值观、方法论、知识论而定的。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无疑,中国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惟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中获得有益滋养,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主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源头汲取活水,方能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为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担当意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要以对于中国问题的发现、聚焦、回应为基点,在真切关注中国实践的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关注新问题、切准真问题、聚焦大问题,重新审视研究过的问题,在全面客观分析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担当学者责任。

研究重心转移:从“耕西方地”到“犁中国田”

从我国哲学的百年历史来看,哲学对人的思维、文化,乃至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实践。这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而且还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武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不仅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古典学术著作中的哲学思维,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和显著的特色。《实践论》与中国实学的崇实黜虚、经世致用有很大的契合之处,而《矛盾论》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易经》“通变”“有为”的思想。

既然“哲学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依照中国哲学的实际,自下定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体贴”有体悟、反思、反省、体验等的意思,也即是一种反思的反思;“名”指概念,“字”指对概念范畴意义的解释。唯有中国哲学之所谓中国哲学自定界说、自立标准,才能与其他民族的哲学相互对话、沟通。

先发现代化国家在奠定物质生产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精神生产领域的优先地位。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文化产品上的“进口国”。过去,一些学者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西方”,所使用的哲学分析框架、概念、理论和学术评价标准多是“西方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多是“西方的”。西方确实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大门,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成果,这有利于开阔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然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征程中,应坚持其主体性,不能亦步亦趋一味地跟着西方走。尤其在思想理论领域,不能让我们的脑袋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然而,一些人或者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或者未经批判地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问题作似是而非的判断,或者轻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实际上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

40年前,又是哲学最先站出来,在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站得住的,而且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当下哲学存在的问题。中国哲学的问题症结不在于语言表达,而是缺少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哲学不应脱离现实、人民大众以及时代,因而我们应正确理解哲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并反思现行的哲学教育和研究体制。

每个民族、每个时期哲学家、哲学思潮的哲学体系,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概念、范畴通过逻辑结构的形式来建构其哲学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是思维的反思对世界中事物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化解世界诸多冲突危机之道的抽象概括、提升的反映,是其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凝聚。中国哲学以其生命智慧、智能创造,凭借3000多年来创造的一整套独特的哲学核心概念、范畴而登上世界哲学舞台。当下我们应发扬中国哲学独特创造的概念、范畴话语体系,在世界哲学舞台上讲好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故事,大声发出中国自己的话语声音,使世界懂得、了解、体认、理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正处在发展起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时代和实践把研究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摆在了学者面前。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动力和源泉。这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立足中国实践,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当代“中国问题”植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之中,它源于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发源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提升出“中国问题”,进而在对“中国问题”的解答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当然,这里讲的中国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哲学以人类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为基础,把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的反思当作自己的职责。因此,哲学应直面社会现实,而非退回到学术的象牙塔里。当前,在哲学的一些教育和研究中,我们仍然遵循哲学史和哲学专题经纬交织的路线,注重文本研究、概念分析、语句诠释和意义钩沉,把哲学研究的成果交给哲学史来判定。把理性分析与历史和现实割裂开来,哲学家不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而是所谓历史的仲裁者和诠释者。如果哲学表现出明显的与社会现实相背离的倾向,那它就可能被社会边缘化。

研究范式转型: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

新时代中国哲学应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

当今我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中一个不足,就是某些哲学研究往往“有概念没生活,或有生活没概念”,要么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只揭示概念的理论内涵,而没有揭示概念所蕴含的现实生活内涵;要么对1978年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和实践变化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全面深入研究,未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畴,未提升出新理念新思想。我们多会讲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话和西方的话,却不会讲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话。比如我们能理解人的本质概念,却不懂得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能把握实践概念,却把握不了实践生活。

由此,我们可以体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换句话说,要使哲学社会科学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新时代的创造性,就要在思想创造、学科建设、学术体系等各方面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造。这里的关键是要思想解放,确立新时代中国哲学的精神。

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新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应实现转变,由注重概念演绎逻辑走向更加注重现实生活逻辑。现实逻辑和概念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对象上,理论逻辑注重概念演绎,现实逻辑注重现实发展;研究方式上,理论逻辑注重在文本中解读概念和理论,现实逻辑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升概念和理论;研究主体上,理论逻辑是“学院派”所重,现实逻辑是“实践派”所爱。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对现实逻辑要提升到理论高度来把握,理论逻辑归根到底要建立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表达,是正在思维着的时代精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精神的本质就是在自身之内争取获得摆脱自然的非依赖性,是对外在性、异己性的克服和扬弃;而且,精神或精神自由的实现需要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合乎道德并由法律管辖的国家中实现。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强调精神是对自由的追求,却又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制度。

研究认知转变:从“学术依赖”到“学术自信”

作为一个旨在争取人类解放的哲学家,马克思以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方式处理了国家、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强调精神的本质在于现实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样,人就不是精神借以实现自身的工具,而是反过来,精神是人获得的自我意识和觉醒。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概念的这一颠倒,不仅显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狭隘民族性的批判,而且彰显出对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关系、某一共同体与全人类关系的辩证认识,突出了精神的伟大只有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才能实现的这一崇高思想。

“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其背后是在认知上我们对西方有一种学术依赖,缺乏学术自信。这表现在:议题上,我们的哲学较多研究教科书、文本中的问题与西方议题,不大注重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议题;理论上,有些学者迷信西方哲学,多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没有完全或真正构建起我们自己的核心概念、理论和学术;话语构建上,有些学者讲的多是西方话语,不大讲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语,学徒心态有余而学术主体性和学术自我主张不足。

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对于确立新时代中国哲学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我们在这方面既要考虑继承性、民族性的中国特色,同时也要注意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结合的问题;既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的创造发展,也要兼顾哲学学科的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民族历经劫难而传承不辍的重要因素,映照出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发展、永不停息的最强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新时代中国哲学应当具备的内在精神。自强不息,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屈服于外在压力,也不自满自足,而是始终不忘初心、奋斗不止,向着臻于至善的目标不断前行。厚德载物,是说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优势,以此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使中华文化能够传承千年而不断。

随着当今中国的迅速发展,自然会提出构建“理论中国”与“中国话语体系”问题,其目的是提升中国话语权,这实际上就是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哲学工作者在研究认知上,由一味用西方哲学概念和理论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走向更加注重研究已被世界关注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从中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话语新理论,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为此,我们要在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坚定理论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要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哲学理念和主张,要以“自信”的眼光,对过去我们在政治制度、中华文化等方面曾经得出的不当认识、结论加以重新审视和哲学反思。

哲学应明确所担负的时代使命

新时代中国哲学理应继承、具备这样的精神。新时代中国哲学应明确自己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深刻地反思社会现实,以思想的深邃和理论的凝练来回答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如此,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撑和力量,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与此同时,还应当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作出贡献,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贡献。对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理论和学术成果,我们要加以分析鉴别、比较对照。对有利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加以借鉴、吸收,并使其适应中国的土壤,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涌现新的问题,仅仅依靠以前的经验、方法,是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新内容,提出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提炼出有学理见解的新理论、新学说,努力推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在注重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哲学学科体系自身的建设,不断探索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此,新时代中国哲学的精神才能得以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问题及其影响”(12&ZD1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李俊文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

课题:欢迎官网下载首页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问题及其影响”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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