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城镇达斡尔族

2019-11-22 作者:概况   |   浏览(102)

作者简介:巴战龙,男,裕固族,甘肃肃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副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和族群人类学,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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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语言生活是会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但是,也有历史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语言生活传统。城镇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语言生活也随着时代、环境等诸多因素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和丰富,使之更适合人们生存发展的需要。

2013年9月17日,第六届中国东盟——教育周第十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文学院分会在文学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此会场研讨会的主题是双语教育与研究。探讨会分上、下午两个时间段进行。研讨会由文学院胡晓东教授主持,各位代表就自己的论文发言。

内容提要:当前裕固族语言趋于濒危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裕固族聚居区家庭转用汉语,而家庭转用汉语的关键在于家长没有坚持用本族语言对子女进行教育,因此打造裕汉双语家庭是保护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关键举措。为了给打造双语家庭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从实践角度而言,需要开展调查研究、制定语言规划和提供公共服务;从政策角度而言,制定和强化语言政策和家庭政策也是必要之举。

近日,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东部裕固语汉语词典》,使这一“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民族文化有了新的记录工具。 武雪峰 摄

一、城镇达斡尔族语言生活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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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人口较少民族/双语家庭/家庭政策/语言政策/教育人类学

兰州5月10日电 “裕固语词典的出版,会为裕固族文化的记录、研究提供依据和文献资料,有很重要的意义。”10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怀东接收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根据城镇达斡尔族语言生活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比研究,本文将从语言功能、语言观念这2个方面对其发展趋向做如下预测。

文学院分会场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裕固族国族认同建构的社会过程——一项历史与政治民族志研究”(11YJC850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双语教育改革发展研究”(310422101)阶段性成果。

近日,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东部裕固语汉语词典》,使这一“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民族文化有了新的记录工具。这是肃南县继雷选春编著的《西部裕固汉词典》和安子俊、郎建兰编著的《汉语西部裕固语对照词典》之后,编纂的又一部少数民族语言词典。

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

上午,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崔英锦,她的论文题目是《散居区朝汉、蒙汉双语教育的文化选择》。崔教授的论文在分析散居区朝汉、蒙汉双语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双语师资、教材建设、课程实施等三方面,分析了当前民汉双语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一、引言:重获重视的家庭

《东部裕固语汉语词典》依照东部裕固词语固有的语音结构特点,坚持语文辞典百科化原则,采用拉丁字母和国际音标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以字母排序法结合综合编排方法,科学描写东部裕固语。

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与不同人群的具体语言使用情况有密切关系,城镇达斡尔族语言功能的大致发展趋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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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家庭一直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之一。家庭的多样性长久以来不断激发着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吸引他们/她们致力于从卷帙浩繁的民族志资料中描述和构建家庭的类型谱系、分析和阐释家庭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1](P.263-272)。但是,正如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所揭示的,包括西方人类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2],不仅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起来的[3],还常常将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4],因此,家庭并不是社会科学家,以及权力精英和普通公众稳定持续的关注对象。

裕固族是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是甘肃独有的民族,主要聚居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里也是藏、蒙古、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县。2010年,裕固语被国家列为九个“正处于濒危状态的弱势少数民族语言”之一。

1、母语型、多语型人群大幅减少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崔英锦发言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转换的核心制度,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出现了一种去制度化的变迁趋势,家庭的规模和意义都在萎缩[5]。人类学界普遍认为,无论社会文化怎么变迁,家庭至今仍是初级群体,它的普遍功能仍是对儿童的社会化或濡化负有首要责任。由于家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重获重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转向了对家庭的投资和支持,而早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张秀兰和徐月宾就已经提出要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强调“家庭对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机遇都具有决定意义”和中国社会政策应从强调家庭责任到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转变[6]。在这样的社会和政策背景中,当我们思考如何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时,不可能不去考虑家庭在其中发挥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

陈怀东介绍,由于裕固族人口少,本民族没有文字,口口相传的民族语言濒临失传的边缘,为此,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于十多年前成立了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专门研究裕固族的文化、历史、语言等。

在整个达斡尔族中,母语型人群的数量本来就少,在城镇里就更少,并且随着母语使用者年龄的降低而减少,这样随着人口的更新换代,母语使用人数势必会减少甚至有消失的危险。根据调查,在城镇中,达斡尔语单语使用者约占城镇总人数的4%,并且多为70岁以上的老人,主要居住在聚居城镇。城镇达斡尔族多语型人群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达斡尔语—蒙古语—汉语型人群、达斡尔语—鄂温克语—汉语型人群、达斡尔语—鄂温克语—蒙古语—汉语型人群,其中达斡尔语—蒙古语—汉语型人群数量较多,在被调查者中,此类人群数量占总数的20.25%,并且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托海镇。随着母语型人群数量的减少,多语型人群数量锐减,这些人群会加入到双语型(主要是达—汉双语型)或者转用型(主要指完全转用汉语)人群行列中。

接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云兵就自己的论文《越城岭南麓少数民族汉语的使用现状与语言活力》进行发言。论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讨论越城陵南麓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苗瑶族群少数民族汉语的使用现状与语言活力。同时李云兵从少数民族汉语内部有明显差别、汉语使用者都是双言人、岭南麓少数民族汉语使用者对语言多样性持积极的包容态度三个方面来阐述观点。

中国大陆学界认识到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功能与角色是比较晚近的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语言学家陈保亚的研究。这项研究打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迷思,即“过去对汉语强大语势的程度估计不足,对语势的内在机制认识不够,过高估计文教媒体在语言传承中的作用,认为只要进行人为的调整,比如展开双语教学,出版少数民族语文报刊,播放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广泛展开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少数民族语言就能得到传承”[7]。换句话说,这项研究的发现是,造成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未能取得显著效果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语言的自然接触和非自然接触不加区分,因而对汉语强大的语势估计不足。这一发现对刚刚起步的裕固族语言化遗产传承实践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示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不顾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语言及文化生态系统的构造和特征,尤其是不能直面家庭弃用本族语言而转用汉语的事实,那么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将会逐步演变成一出“文化闹剧”,以失败告终几乎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图片 4《东部裕固语汉语词典》共收集了3300多条单词及词组,采录范围较为广泛。 武雪峰 摄

2、双语型兼用人群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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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裕固族聚居区掀起了多种旨在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实践活动,但这些实践活动可归为学校和社会两种传承模式,其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鉴于国际经验和本土实际,笔者于2015年初提出可以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同时将其作为政策选项提上语言政策议程[8]。本文以教育人类学为基本学科视角,对在裕固族聚居区如何打造双语家庭这一现实问题从实践步骤和政策建议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并阐述“家庭作为方法”的学术价值。

裕固族使用的两种本民族语言,分别是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和属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其中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保留了中古蒙古语的诸多特征。

根据对城镇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的情况以及对语言态度的初步预测,城镇达斡尔族的双语型人群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双语兼用型人群将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母语和汉语兼用;另一种是汉语和英语、日语等外国语兼用。无论是哪一种人群,都会趋于稳定。但是在母语与汉语兼用型人群内部,母语和汉语兼用的人群数量、比例是不均衡的,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以母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情况会逐渐减少;以汉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情况越来越多。从语言使用者的年龄上看,随着双语兼用型人群年龄的降低,较多地使用汉语,较少地使用母语的情况更为明显。从地域分布上看,使用达斡尔语—汉语进行交际的地域也会逐渐减少;使用汉语—达斡尔语进行交际的地域则会逐渐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云兵发言

历时10年时间,裕固族语言专家学者走访了田间地头,词典以肃南县康乐镇、皇城镇东部、大河乡的东部地区东部裕固语三个语言区语言材料为依据编写而成,共收集了3300多条单词及词组,采录范围较为广泛。

3、转用型人群明显增多

紧接着,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蒙元耀就《关于广西壮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的思考》作了演讲。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壮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状况,壮族的文字,广西双语教育的成绩与经验,问题的纠结所在,解决问题的对策。

《东部裕固语汉语词典》收录了包括亲属称谓、饮食、动植物、畜牧业生产等诸多方面的词汇。内容分前言、范例、记音符号、正文、常用语法五大部分,涵盖了东部裕固语全部词汇和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谜语、对话等能够反映裕固族历史文化的内容。

随着城镇的高速发展、节奏的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城镇达斡尔族的转用型人群会迅速膨胀,主要是转用汉语,成为汉语单语型人群。在一些远离民族聚居区的大、中、小城市中,如北京市、呼和浩特市、扎兰屯市、根河市等,语言使用存在的代际差异将不再是明显的特征,无论是在哪个年龄阶层中,转用型人群的比例都会持续上升。这种趋势也会快速向城镇蔓延,逐渐缩小聚居区与非聚居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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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东表示,对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裕固族而言,此次出版的《东部裕固语汉语词典》较为全面系统,让裕固族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得以保存流传下去,也为后续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总之,在城镇达斡尔族中,汉语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英语、日语等外语尤其是国际通用语英语,也会得到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汉语—英语型人群在数量上、分布范围上将会逐渐增加。不同城镇的达斡尔族语言生活的最终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只是具体的过程、经历的时间略有不同。根据调查可以得知,城镇的达斡尔语活力不足,达斡尔语的使用能力明显减弱,大部分城镇达斡尔族人处于从达—汉双语兼用型向汉语单语型转变的阶段,并且转变的速度有所提升。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蒙元耀发言

近年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加大对裕固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力度。陈怀东认为,这项工作要从孩童抓起,肃南县在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中开展双语教学,是促进少年儿童重视保护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行之有效的举措。

语言观念的发展趋向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周国炎就自己的论文《试论城镇化对布依族交际功能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论文主要提到在城镇中,布依语的交际功能逐渐衰退甚至丧失,布依族传统文化出现断层,文章在全面分析城镇化建设给布依族母语应用带来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建议。 接着,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计算机语言学研究所所长陆俭明对上午的发言作总结,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关于侗语双语教育发展的观点。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地区侗语语言的传承问题引人担忧,很多小孩子逐渐不会讲自己的母语了,招考来的老师也不提倡少数民族的孩子们使用母语,甚至连家长都担心孩子不会说汉语而非母语。最后陆会长说,对于双语教学应该怎么走,我们要想一些办法。广西民族大学的张景霓教授也就自己对侗语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看法。 下午,北京语言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读博士张鑫演讲,她的论文题目是《论绿春哈尼族和谐双语生活的特点及成因》。在论文中,她指出了哈尼族和谐双语生活的主要特点以及分析了决定哈尼族双语生活和谐的五个因素。 接着我校研究生杜春花和皮洁琼也就自己的论文进行了演讲,她们的论文题目分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地方普通话”语音特征探析——以贵州民族大学黔东南黄平苗族学生为例》、《试论湖北大冶方言语音特点及与普通话接触后的语音变化》。

语言功能是语言观念的表现和反映,语言观念对语言功能的发展和转变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达斡尔族的语言功能发生了诸多变化,语言观念自然也会发生一定的转变。在此,我们从以下2个方面预测城镇达斡尔族语言观念的发展趋向。

最后,胡晓东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研讨会圆满结束。

1、语言观念的影响因素

实用因素

在城镇达斡尔族的语言生活中,情感因素逐渐减小,实用因素逐渐增强。无论是在语言选择还是在语言使用方面,情感因素都不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人们选择何种语言、使用何种语言的关键是看这种语言是否具有实用性,而不是看语言使用者对某一语言所持有的感情。在城镇尤其是散居城镇,达斡尔族的语言观念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尤其是年轻人的语言观念转变会更为明显。在语言生活中,情感因素会主动让位于实用因素。在语言功能中,母语的交际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都会逐渐减退。在语言价值中,实用性成为衡量一种语言价值的重要标准。

认知因素

在城镇达斡尔族的语言生活中,认知因素会逐渐增强,非认知因素会逐渐减弱。城镇达斡尔族的语言观念主要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感觉、知觉、表象这三种形式形成的,它是一种直观的、直接的、主观的态度。在语言生活中,达斡尔族不再考虑过多的情感、兴趣、性格、民族文化、民族认同等因素,而是更多地考虑该语言使用的数量、语言分布的范围。

2、语言观念的表现

在语言观念的表现上,今后城镇达斡尔族对达斡尔语主要持中立态度;对汉语高度认可;对本民族语言的转用者持无所谓的态度。具体表现在行为上如下:在语言选择上,人们首选汉语;在一些对外场合中,人们选择汉语和外语兼用。在语言使用上,无论是在何种场合,汉语都会成为语言使用中频率最高的语言。在语言学习上,人们会主动学习外语如英语、日语等语言。

由此看来,城镇达斡尔族语言生活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在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有人认为:“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各种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达斡尔语还有必要吗?”那么,在城镇达斡尔族的语言生活发展过程中,我们将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达斡尔语?如何处理好达斡尔语与其它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关系?如何重新认识和适应新的语言生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城镇鄂温克族语言生活发展趋向

根据城镇鄂温克族语言生活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比研究,本文从语言功能、语言观念这2个方面对其发展趋向做如下预测。

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

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与不同人群的具体语言使用情况有密切关系,城镇鄂温克族语的大致发展趋向如下:

1、母语型人群急剧减少

在整个鄂温克族群体中,母语型人群的数量少之又少,在城镇尤为明显,并且随着母语使用者年龄的降低而减少,随着人口的更新换代,母语使用者的人数势必减少甚至消失。根据调查,在城镇,鄂温克语单语者约占城镇总人数的2%,并且多为70岁以上的老人,主要居住在聚居城镇。

2、双语型兼用人群稳中有增

根据城镇鄂温克族语言使用的情况以及对语言态度的初步预测,城镇鄂温克族的双语型人群数量稳定,并且在稳步发展中逐步扩大。双语型兼用人群将会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鄂温克语和汉语兼用型、鄂温克语和蒙古语兼用型、汉语和达斡尔语兼用型、鄂温克语和达斡尔语兼用型、汉语和外语兼用型。其中鄂温克语和蒙古语兼用型、汉语和达斡尔语兼用型的人群数量居多。在母语与汉语兼用型人群内部,母语和汉语兼用人群的数量、比例并不是均衡的,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以母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情况会日益减少;以汉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随着双语兼用型人群年龄的降低,较多地使用汉语,较少地使用母语的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从地域分布上看,使用鄂温克语—汉语、鄂温克语—蒙古语、达斡尔语—汉语进行交际的地域也会逐渐减少;使用汉语—达斡尔语、汉语—鄂温克语的地域则会逐渐增加。

3、多语型人群大幅减少

随着母语型人群数量的减少,多语型人群的数量也会大幅减少,加入到双语型或者转用型人群行列中。城镇鄂温克族多语型人群将会有以下几种类型: 鄂温克语—达斡尔语—蒙古语—汉语型人群、鄂温克语—蒙古语—汉语型人群,主要集中在民族聚居的城镇。

4、转用型人群明显增多

随着城镇的高速发展、节奏的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城镇鄂温克族的转用型人群会迅速增加,主要是转用蒙古语和汉语,成为蒙古语—汉语型人群、汉语单语型人群。在一些远离民族聚居区的大、中城市中,如北京市、呼和浩特市、扎兰屯市、根河市等,语言使用存在的代际差异将不再是明显的特征,无论是在哪个年龄阶层中,转用型人群的比例都会持续上升。这种趋势也会快速地向聚居城镇蔓延,逐渐缩小聚居区与非聚居区的差异。

总之,在城镇鄂温克族中,汉语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英语、日语等外语尤其是国际通用语英语,也会得到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汉语—英语型人群在数量上、分布范围上将会逐渐增加。根据调查可以得知,城镇鄂温克族的语言活力明显不足,使用能力处于危险等级,大部分城镇鄂温克人处于双语兼用型和转用汉语型的阶段。

语言观念的发展趋向

在城镇化进程中,鄂温克族的语言观念发生了诸多改变,根据这些改变以及鄂温克族语言生活中的其他现状,笔者从以下2个方面预测今后城镇鄂温克族语言观念的发展趋向。

1、语言观念的影响因素

实用因素

在城镇鄂温克族的语言生活中,情感因素逐渐减小,实用因素逐渐增强。无论是在语言地位、语言价值、语言选择还是在语言使用方面,情感因素都不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是看这个语言是否具有实用性,人们更多地考虑使用该语言的数量、语言分布的范围、语言的地位。在城镇尤其是散居城镇,鄂温克族的语言观念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尤其是年轻人的语言观念表现的会更为明显。在语言观念中,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会越来越单一,最终情感因素会完全让位于实用因素,鄂温克语的交际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也随之减退。

认知因素

语言观念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形成的,一种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对某一语言的感觉、知觉、表象这三种形式形成的,它是一种直观的、直接的、外在的态度。另一种是通过语言使用者的情感、兴趣、性格、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非认知因素形成的,它是一种抽象的、间接的、潜在的态度。今后,在城镇鄂温克族的语言观念中,认知因素会逐渐增强,非认知因素会逐渐减弱。尤其是在鄂温克族散居的城镇,人们对某一种语言的观念只是通过其直观的感受、直接的接触、外在的呈现而形成的。

2、语言观念的表现

在语言观念的表现上,几十年后,城镇鄂温克族对鄂温克语将主要持中立态度;对汉语则高度认可;对本民族语言的转用者持无所谓的态度。具体表现在行为上如下:在语言选择上,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汉语,在一些对外交流的场合中会选择汉语和外语兼用;在语言使用上,汉语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在语言学习上,人们也会注重对外语如英语、日语等语言的学习。

综上所述,城镇鄂温克族语言生活将要出现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是不可回避的。在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时,我们如何重新定位鄂温克语?如何把握鄂温克语与鄂温克族文化的关系?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又如何互动与调适?这都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城镇鄂伦春族语言生活发展趋向

根据城镇鄂伦春族语言生活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比研究,笔者从语言功能、语言观念这2个方面对其发展趋向做如下初步预测。

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

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与不同人群的具体语言使用情况有密切关系,城镇鄂伦春族语言功能的发展趋向如下:

1、母语型人群消失

在城镇鄂伦春族中,母语型人群的数量很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白兰教授认为,“目前全国能听、说鄂伦春语的不到100人。”那么,随着母语使用者的生老病死,母语使用者的人数势必迅速减少甚至消失。根据调查,在城镇,基本不存在鄂伦春语单语者;在乡村,鄂伦春语单语者也多为8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这些老人目前还健在的屈指可数。

2、双语型、多语型人群大幅减少

随着母语单语者的消失,城镇鄂伦春族的双语型、多语型人群也会减少,并且随着人口的更新换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呈大幅减少的势头。今后,城镇鄂伦春族的双语型人群将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母语和汉语兼用型,并且是以汉语为主,母语为辅;另一种是汉语和英语、日语等外国语兼用型。在这两种情况中,由第一种情况向第二种情况转变的倾向会越来越明显。今后随着母语型人群数量的减少,多语型人群数量也会大幅减少,加入到双语型或者转用型人群行列中。城镇鄂伦春族多语型人群将会有以下几种类型:汉语—达斡尔语—鄂伦春语型人群、汉语—达斡尔语—蒙古语型人群、汉语—蒙古语—外语型人群等。

3、转用型人群成为主力

随着城镇鄂伦春族的单语型、双语型、多语型人群的消失和锐减,转用型人群会迅速增加,主要是转用汉语,成为汉语单语型人群。语言生活中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异不再是主要的特征,无论是在鄂伦春族的聚居区还是非聚居区、无论是在老年人还是在年轻人中,转用型人群都会成为主力,甚至是唯一的方向。

总之,在城镇鄂伦春族中,汉语将会得到广泛地使用,英语、日语等外语尤其是国际通用语英语,也会得到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汉语—英语型人群在数量上、分布范围上将会逐渐增加。不同城镇鄂伦春族的语言生活的最终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只是在具体的过程、经历的时间上略有不同。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城镇鄂伦春族的语言可以说处于极度濒危阶段,大部分人已经进入转用汉语的阶段。在数十年后,鄂伦春语的情况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语言观念的发展趋向

在城镇化进程中,鄂伦春族的语言功能发生了诸多变化,语言功能作为语言观念的表现和反映,语言观念也会发生一定转变。在此,我们从以下2个方面预测城镇鄂伦春族语言观念的发展趋向。

1、语言观念的影响因素

实用因素

在城镇鄂伦春族的语言生活中,人们对母语的情感明显淡薄,实用因素明显增强。无论是在语言选择还是在语言使用方面,情感因素都不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人们选择何种语言、使用何种语言的关键是这种语言是否具有实用性,而不是语言使用者对某一语言所持有的感情。在城镇尤其是散居城镇,鄂伦春族的语言观念会更加开放和包容。在语言生活中,情感因素会完全让位于实用因素。鄂伦春族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社会文化功能都会减退甚至消失。

认知因素

在城镇鄂伦春族的语言生活中,人们的认知因素将会占据主导地位,非认知因素位于从属地位。城镇鄂伦春族的语言观念主要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感觉、知觉、表象这三种形式形成,它是一种直观的、直接的、主观的态度。在语言生活中,人们不再考虑过多的情感、兴趣、性格、文化、民族等因素,而是更多地考虑该语言的使用数量、语言分布的范围。

2、语言观念的表现

在语言观念的表现上,今后城镇鄂伦春族对鄂伦春语主要持中立的态度;对汉语高度认可;对本民族语言的转用者持无所谓的态度。具体表现在行为上如下:在语言选择上,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汉语,在一些对外交流的场合中会汉语和外语兼用;在语言使用上,汉语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在语言学习上,人们也会注重对外语如英语、日语等语言的学习。

可以说,城镇鄂伦春族语言将要出现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面对的问题。在鄂伦春族语言生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调适与重构鄂伦春语与其它语言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又将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鄂伦春语,这些对研究者、鄂伦春族来说,都将是严峻的挑战和沉重的思考。

总之,生活在城镇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语言发展趋向总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演变程度和演变速度略有不同。语言生活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对于城镇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语言生活的预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不确定性、随机性。如目前在三少民族中出现了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热潮,各种民族语言培训班的设立,通过微信、网络等媒体进行的民族语言的教学,各种母语书籍、光碟的出版发行以及对双语教育的加强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母语使用效率。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局部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其整体的语言生活发展的大趋势。这种发展趋向也会逐渐蔓延到乡村三少民族的语言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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