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书籍,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2019-11-23 作者:概况   |   浏览(157)

亚里士多德从"实存"的区分开始,尤其注意到"技术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区分,如同"诗"与"历史"的区分。"诗"高于"历史"靠"想象创作";"技术存在"高于"自然存在"靠"计算制作";均以此拔高为"本质",确认了人的需要为其方向。其逻辑都在"计算制作"中完成"多即一"的归纳以承接柏拉图"一即多"的演绎,开创了西方"形而上学"之"功能结构主义"道路。西方民主从"古希腊"开始的基础(内部奴隶制与外部殖民地、智能性功能结构主义)到走出中世纪的"原罪式人性恶"实现于"功利资本主义"的侵略殖民扩张——才完整地体现了西方历史的发展轨迹。"大爆炸理论"之"宇宙大设计""人是基本粒子的聚合物"之"物理还原主义"是顶层理论,"人工智能"不过是其"宇宙论物义论"的贯彻机制,都统属于西方"非人化"科学知识系统的上下承接,否认人类文化,抹杀其本质界限,最后引向"机器人第三型文明"。"科学技术主义"独断一切。西方历史,有一条明显的下行路线:神性、人性一路褪去,剩下唯物。人本来就是自然演化而为人,现在西方人反其道而行之,全部褪去将人还原为物,使进化论成为末世论——这才是西方技术的要害所在。

一、乔姆斯基主义:新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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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化论学派的发生与核心思想

墨哲兰

生成语法只要具备了精确、明确的理论,就会像数学那样运作,可以被机械的采用。借助于语言在深层结构(能力)和表层结构(语言上的双重阐述),可以假定双重的普遍性,这里不仅确立了众多规则和一个系统,还确立了“一定数目的实质性的共相”。对共相的寻求,使得结构主义更加野心勃勃。

赵鼎新 (进入专栏)  

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流派,它将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进化学派得以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在在于18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理论的发展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淀,这一时期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类的社会提出了异彩纷呈的理性认识,其中就有关于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人类创造的解释,持这种认识的如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另外,在生物学领域,由于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进一步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为民族学(人类学)以进化思想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再次奠定了理论来源。除此之外,来自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理论发展的诉求,同样为进化论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力量源泉。在进化论学派的学人们看来,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同生物的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切人类文化都无法避开的发展模式,而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口571737

柏拉图认为,对记号系统的研究是以几个有限的条件为前提的:确定最小的单位,最小单位的数目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组合的。此外,并非所有的组合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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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化论学派的主要代表及其思想简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111-124,共14页

在乔姆斯基之前,美国语言学基本上是描写性和线性的,它以下列假定为前提:语言行为与其意义之间是完全透明的、。美国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对立系统,首先使得逃避心灵主义成为可能。这种描写性、分布性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2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获取灵感的,它试图恢复形形色色的美洲印第安人语言。

  

进化论学派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学者对其理论的推动,而这其中以斯宾塞、泰勒、摩尔根为主要代表,他们不仅是进化论学派的开创者,更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弗雷泽等。

功能结构主义 资本功利主义 科学技术主义 进化论即末世论

乔姆斯基的语言共相主义是对天赋的表述,它是以下列人性观为前提的:人性与文化差异无关。共相化的目标与一般的结构主义纲要也是琴瑟和谐的,它们同处在自然与文化的交界处。分析并没有始于描述任何特定的语言,而是始于概念、建构,以便与现实挥手而别。

   摘要: 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方法的影响。本文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逻辑和方法上八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并提出这些区别的本源就是人的特性, 即人是又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本文强调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些区别的忽视是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徘徊不前、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斯宾塞可谓是这一学派的元老,他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就已发表了《演进假说》、《进步之规律和原因》,在这两篇作品中,斯宾塞提出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而1860年开始创作的《综合哲学》对进化论思想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阐释,除此之外,在后作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同样表现了进化论的思想。在斯宾塞看来,人类文化同生物的进化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原则下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尽管不同地区的人类文化所处的时期不同,而处于同时代的文化尽管发展的有快有慢,但它们无不遵循相同的发展规律,沿着既定的阶段向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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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把语言界定为对诸因素的简单分类,把创造局限于言语之中,而乔姆斯基则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一种是改变规则,一种是服从规则。在前一种情形下,操作为创造性提供了证据;在第二种情形下,语言能力展示了创造性。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特性、法则、机制

作为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在其所著的《人类早期史研究》、《原始文化》和《人类学》中同样体现了进化论的思想。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人类技术、经济、精神生活自我运动的发展史。由此出发,泰勒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蒙昧—野蛮—文明。泰勒在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第一个从学理的角度对文化做出了影响至今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总和,它主要包括宗教、习俗、艺术、文学、经济、政治、技术等在内的人类行为,不过,在这一概念中,泰勒遗漏了有关“物质”层面的文化因素,故而在后学的补充中得以完善。泰勒的进化论思想还表现在他为人类学作出的三大贡献:1、文化“遗留”说,即认为人类学家可以通过遗存于现代原始民族的文化因子,通过一定的分析重组以还原人类的早期史;2、发展了比较研究法,即通过民族志材料的跨文化研究,对各种文化的特征进行分类,并由此理清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和阶段;3、在文化事项上的研究中使用了统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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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这种动态化的重要性,科里斯蒂娃转向了生物学,转向了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对立,把它们作为基因文本和表现文本的嫁接模型,引入了语言学。借助这种区分,她可以解释说,其实文本是根据某个准本能的过程组织起来的表现型,而准本能的过程又受制于基因型。

  

美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又是进化论学派的重量级人物。他于1851年发表的《易洛魁联盟》被学界称为第一部研究印第安人的学术著作,而在1871年发表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婚姻制度》不仅论述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族源,还对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制度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界来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得到广泛赞誉,同时也得到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者的认同。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他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印第安人、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志资料以及埃及、罗马社会史的研究,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阶段到野蛮阶段再到文明阶段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了人类最终必将进入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乌托邦世界的前景。

从历史角度上看,乔姆斯基代表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界定语言学理论的结构,评价它所提供的各种可能的解释。”不过,乔姆斯基主义把语言学推向了更大的形式化,因而终结了自己,因为此举隔断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与此相反,它在60年代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却是给语言学注入了活力,使语言学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领航科学。

   社会科学家自认为是在做“科学”研究,但他们对社会科学方法的特点和弱点往往不甚了了。在这一点上,不仅中国学者如此,甚至大多数西方学者——甚至不少知名学者——的学术训练和知识面也不足以作出提纲挈领的反思。这就给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写几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提供了动机。作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总纲,本文将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科学自其诞生始终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存在诸多误区。产生这些误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认识不清,乃至于对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认识不清。

三、进化论学派面临的批判与不足

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 ,生成主义走向了一种科学的范式。在这样做时,它以结构主义的第一波冲击,以其超越自然/文化二分的愿望,以其认知范式,革新了语言学。

   在本文中,社会科学指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西方被称之为 social sciences的学科,而不包括文学、艺术等在西方被称为humanities的学科 (当然,西方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的研究方向已经越来越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这又当别论),也不包括教育学、管理学、法学、商学等被称之为是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 的应用性学科 。

尽管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对“进化论”表示赞同并追随其后,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曾对摩尔根的“文化发展三段论”以及“文化‘简—繁’与‘低—高’发展说”表示过认同,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进化论学派在继承的基础上作出了一定的发展。不过,对于进化论学派的批评声依然是此起彼伏,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以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在博厄斯看来,进化论只是简单的进化主义,这一学派的学者过早的对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原因进行理论概括和推测,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在资料不充分的基础上作出的细节没核实的结论,因此是不科学的研究。播化学派反对进化论的理由就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这是由于文化传播带来的结果,而文化的传播必定来自于数量有限的几个文明创造点,这里尤指埃及,故而出现了“泛埃及主义”的思想,而在心理学派虽然没有直白的反对进化论,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人类文化的形成是由于“基本人格”造成的,而不同族群或民族的“人格”是具有差异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因素的存在,才造就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而从侧面否定了文化的进化学说。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如马凌诺夫斯基、拉得克利夫-布朗都曾反对过进化论学说,他们认为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把文化作为一个统一体,弄清其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贡献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文化整体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除此之外,后来的结构主义学派、文化相对论主义、社会生物学派等,虽然都为从学理上对进化论进行批评,但在他们的研究中很少涉及有关“进化”的事项,只是在竭力的为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打圆场”。

人类的理性并不专属于构成我们的有机物,记忆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是因为,它是以符号进行运算的。在此之后,唯一可以运算的事物就是微积分的关系属性和形式属性,而有机方面也会随着不同的计算机运用同样的程序而发生响应的变化。

   首先对本文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作简单的说明。什么是科学?在传统科学观的笼罩下,科学往往会和“全面”、“系统”和“正确”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当今的官样文章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全面地、正确地、科学地看问题”这类提法。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误解。从今天的角度来说,科学其实只是一种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的方法。面面俱到的观点一般都不科学,由科学试验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定正确。特别是,科学结论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结论,离开这些条件,科学结论往往就不正确。

西方社会的各个后起的流派都多多少少的表现出对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流派的布满。而就我国而言,进化论也曾一度为我国许多民族学(人类学)者所追捧,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来自前苏联的相关论著一度占据了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经历了多重社会变革后,我国新一代的民族学、人类学家们对进化论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批评。由于进化论学派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因此它不可避免的具有“工具论”的倾向。从古至今,面对自然的威胁,人类的确在抗拒生活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掌控”,而其中典型的就是工具,从简单的木棍,到石器再到铜器、铁器,以致现代社会的信息传输设备和各种运输工具等,但我们依然要看到在人类工具得以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之间的“斗争”却并未超越远古时代的“自然和谐”,相反却在对自然的破坏以及资源的争夺中诉诸于各种具有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除此之外,人类的道德、价值观也并未像进化论思想所说的那样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现代社会,因道德沦丧而出现的各类事件早已不再是新闻。即如我们所熟知的汉族龙图腾一样,它的形象是否是由进化而生成的呢?我们似乎并不能这样说,因为龙作为一种虚拟的形象并不是单一的动物,而是多种动物的组合,而这种组合在一些人看来是多氏族融合的见证,可是我们已经很难从龙图腾的组成部分猜测那些生存在远古时代的氏族所指?与此相同,凤凰、玄武等同样如此。而就畲族的盘瓠图腾而言,从其图腾神话中我们明显的看到其形象的演变过程:星宿(娄宿)—茧卵—龙麒—龙—兽首人身—人。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形象出现仅是原始宗教崇拜对象在不同时代自我意识对自然的反映,是一种纯思想层面的演化,并不代表图腾崇拜本身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进化论”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和白人高贵论的倾向。进化论学者们总是以异族文化为比照对象,表面上是以此还原人类远古时的情状,实际上是在反衬欧洲文明的先进。而在殖民时代,殖民政府对异族社会的管控也助长了进化论的发展,因为殖民政府需要借助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提高对殖民地文化了解,从而让进化论学者意识到自身文化的先进性,而这与“种族”理论如出一辙。因此,以博厄斯的得意门生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文化相对论者才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上风。

斯佩尔伯的研究始于这种乔姆斯基式的质疑。他这样做,目的在于强调,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语的内部,下列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奇异是他把握精神结构的科学渴望,其二是他描述神话的语义之维的能力。

   这里,我还想说明什么是机制,什么是定律(或者法则),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在概念上非常重要。中西方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甚至不少优秀学者,对这些概念均不甚了了。[1]在本文中,定律和机制指的都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过推理得出的因果关系。定律和机制应当采取同样的定义,那就是:如果条件C1, C2 , … Cn成立,关系 E 成立。

总之,面对“进化论”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作为一种影响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注重“进化”本身的两面性,也就是说“进化”本身并不是单向的过程。在每一个文化事项或生物种类的“成型”过程中,所有因子的融合必定产生“此消彼长”的情况。换句话说,“进化”的另一种方式即“退化”,正如“丑”也是一种特殊的“美”一样,“退化”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进化”形式,而所有进化都是生物为适应自然和社会所作出的选择。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进化”看成一种不具“循环”意义的理论,但亦不能把“退化”和“进化”对立起来,更不能认为二者,在自然(非食物链层面)地位的等级。因为它们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所以即便某一物种灭绝或某一文化消亡,也不能说它曾是低级的,只不过这是自然、人类与自我选择的结果。进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任何进化都不是无止境的,恰恰是在限度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的文明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能独立完成的,尤其是人类思想的变革,科技知识它的一种展示而已,而那些独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创作、历史遗存等则更非科技所能解读,而是在与人的切身感受。所以,进化论是一种颇具“危险系数”的理论体系,需要于反思中加以运用。

斯佩尔伯在此重新引入了乔姆斯基对下列两者的区分:其一是作为能力的神话心灵的结构,其二是作为操作的神话心灵结构的践行。列维-斯特劳斯只有通过走向认知主义,而不是通过满足自己对记号学的渴望,才能认识到自己发动的革命的意义。“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把人类学重新带回了它最终的研究对象上,那边是人性。

   定律(法则)和机制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它们的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条件C1, C2, …Cn能在比较广泛的场合下成立,那么E所描述的关系就是一个定理;如果条件C1, C2, … Cn只能在非常有限和特殊的条件下成立(比如,在实验室条件下),那么E所描述的关系就是一个机制。例如,牛顿第二定律就是一个法则,因为它所刻画的因果关系 (f=ma) 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总是成立。而这儿的“宏观低速”指的是物体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换一句话说,牛顿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总是成立。但是价格规律(price mechanism)却只是一个机制,因为如果要想让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话,许多其它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例如,人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必须是充分流畅的,交易必须是没有成本的、等等。而这些条件中的每一条在现实世界中都很难得到完全满足。

拉康重申了他早在1959年就提出的对雅各布森的批评,同时谴责乔姆斯基把主体封入语法结构之内,忘记了主体并非连贯性的实体,而是分裂的存在。与语法学模型背道而驰,拉康正式提出自己的能指理论。

   一言以蔽之,定律(法则)是广适性的“机制”,机制是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则”。

如果说,结构主义模型1964年依然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形形色色的研究领域在交流的基础上融为一体,那么,到了1967至1968年,随着乔姆斯基主义的形成,一条致命的错误路线出现在一直被视为领航科学(语言学)的心脏地带。

  

二、德里达或超结构主义

   经典物理学的胜利

努力去寻找,这一姿态使自己离开了自己。我们应该能够描述这个无法克服的割裂所遵循的法则。这是我总在玩的那个游戏。认同是与自身的差异,是对自身的差异,因此,是对自身的相同、不同和排除。德里达在著述时重新经历了他对时间、记忆的缺失的个人体验,记忆是作为死后的骨灰存在着的。

   经典物理学(经典力学)是世界上产生的第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科,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科学哲学观也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了大家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因此,笔者从经典力学入手来展开本文的分析。

现象学那是很时髦,它几乎支配了法国哲学。萨特和梅洛-庞蒂都通过对活的体验和感知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他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而是首先着迷于客观性的科学问题,而且通过回避内在观测这一层面,与胡塞尔的德国弟子们站在了一起。

   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只有哲学。智者对各种自然现象做出判断,并推想其背后的规律,这就构成了自然哲学的基础。例如,古希腊时人们认为万物是由水、火、土、气四个元素组成的。古希伯莱人认为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自然现象的哲学性猜想。17世纪后,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首先从力学突破,其核心标志是奠定了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三定律。牛顿三定律的提出使得物理学脱离了哲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例如哈雷运用牛顿定律推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轨道,并且预测了该彗星在1758年又会回来。哈雷预测的成功使得先前对哈雷彗星的各种猜测全都过时,同时也清晰地展示了牛顿定理对地球以外的物理现象的解释力。

于是德里达转向了记号和语言。他依然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阐明的公理,强调胡塞尔对处于意识状态中的前表现层(表现记号)所做的区分。记号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双重化的。

   在科学哲学层面,经典力学给科学发展至少带来了如下影响。第一是控制实验。科学就是一种通过控制实验来找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子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并将该关系上升为理论的方法。所谓控制实验,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对其它可变因子全部进行控制,然后考察若干个(通常是两个)未被控制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原因。在经典力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控制实验思想逐渐成为科学的最高境界。

我们无法指出记号的真相或本质,哲学家的使命是描述它显现自身时所处的环境。文本是无限的,书写是过去从来都不存在的无底洞,是名副其实的神秘宇宙····诸如此类的主题已经出现在德里达那里:把胡塞尔认为它能够孤立为特定的、偶然的、依赖于他者、第二经验的事物,设想为前原始的和规范性的:把记号的不确定漂流设想为出轨。

   第二是系统思想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在经典力学中,牛顿第二定律(f=ma)描述的是力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但是几乎所有的经典力学现象,例如流体力学中的伯努理定律和电力学中的马克斯韦尔方程组,都是牛顿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组成部分。这就是说,牛顿第二定律虽然只是一个机制,但是它在宏观低速世界中具有普适性,或者说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经典物理学世界,它既是一个机制,又是一个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f=ma称之为定律,而不是机制)。经典力学的这一性质给了一种强系统思想以很大的市场,即认为某一类自然或社会现象(比如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社会现象、等等)所呈现的各种规律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总体性规律。这总体性规律一旦被揭示,原来已知的各种规律就会成为这种总体性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或组成部分。[2] 经典力学的胜利赋予了系统思想在科学中的长期主导地位。[3]

德里达或许一直被视为这样的人:把结构主义的逻辑推向了极限,使其走向更加激进的质疑——在剔除所指的层面上,质疑一切实体化和基设的本质。

   第三是演绎(推理)和归纳取得了统一。自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受到如下问题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演绎而得出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风牛马不相及。但是,在经典力学意义上,牛顿三大定律与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理现象的观察完全相符。这就是说,演绎和归纳在经典力学中获取了统一。演绎和归纳的统一为实证主义哲学,即一种认为任何合理的论断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归纳)或者逻辑推理来加以论证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很大的发展。

解构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类型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别名。即是说,他转化和简化了复杂的文本,以便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将其化约为对立和功能失调。

   第四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也可译为化约主义)成为科学方法的基础。牛顿定律产生后,先前提出的经典力学定律(例如自由落体定律和胡克定律),以及此后提出的经典力学定律(例如伯努理定律和马克斯韦尔方程组)都成了牛顿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一成功大大增进了人们探究总体性理论(即把他人的理论作为自己理论的组成部分)的欲望,这就是所谓的理论还原主义(theoretical reductionism)。同时,牛顿定律的广适性还给了经验意义上的还原主义(即认为一个复杂的经验现象仅仅是一些简单现象的叠加,对复杂现象的解释也可以通过了解复杂现象中各简单现象的性质和组合来获得)在早期科学哲学中以很大的市场。[4]因此就有了所谓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生物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样的提法。也有了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1871-1937)著名的论断:所有的科学或者是物理学,或者只不过是在集邮(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 collecting)。

“什么都是结构,一切结构性都是无限的差异游戏。”结构成了永无终点的差异游戏,思想陷入了某种书写的头晕目眩之中,它废黜了学科间的边界,以便获得作家的纯粹创造,而作家是以诗人形象为化身的。

  

德里达的策略是解构,这既意味着破坏,又意味着建设。这个策略使得他有可能识别西方形而上学在另一种思想中留下的痕迹,同时引入新的书写方式。他意识到了许多结构主义者的勃勃野心,他们借用来自社会科学的语言,以生产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他还与20世纪初期布拉格学派中的形式主义者不谋而合,这些形式主义者已经试图使诗学与哲学反思共生共灭。因此德里达是完全符合结构主义目标的。

   生物学的复杂

德里达能够引导整整一代哲学家去重新夺回结构主义的遗产,同时又使结构主义走出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解构的策略是一个诡计,它不仅使得言说成为可能,而且使得最终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供言说。”

   19世纪后生物学的迅猛发展给了以经典力学为背景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很大的冲击。与经典力学相比,生物学有以下的特殊性。

德里达继续赋予哲学在众多科学中骄人的地位,同时又通过纯粹的文学创造,而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将其视为救赎,为其尽可能地准备了逃亡路线。德里达试图解构一切。他拿结构主义者开刀,因为他与结构主义者关系最为密切。

   首先,生物学中没有像牛顿定律这样的在经典力学意义上能解释一切的法则。生物学的理论核心是进化论,但进化论只是一个覆盖性法则(covering law)。说进化论是一个覆盖性法是因为:生物学中的机制多得难以枚举,但是生物机制与进化论之间并不存在经典力学中其它定律与牛顿定律之间那种确定性的数学转换关系。或者说,每一个生物机制都有着特定的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并不是进化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生物机制与进化论之间却有着一定关系。那就是,任何生物机制的作用方向都必须与生命体的存在和繁衍方式一致,或者说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式都必须符合进化论原则。 例如,面对食物稀缺,动物世界形成了许多能减低物种种内食物竞争的机制,有些机制能使一个物种的幼虫和成虫吃不同食物,有些机制能促使一个物种在种群密度过高时进行迁徙,有的机制则能使某一物种的个体在完成繁殖任务后马上死亡,以便为子代提供更多的食物和空间,等等。不符合进化原则的生物学机制是很难长久存在的,因为这些机制会把某一物种的演化迅速带入死胡同。总之,进化论就像是一把大伞,把所有的生物学机制全都覆盖了,每个机制可以互不隶属,但是它们都必须符合进化论原则。[5]

自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一直不停地寻求切近而确切的事物,而语音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精华,被视为意义和所指的载体。整个西方史都是把书写排除在外的历史。把意义排出门外也意味着对声音置之不理,而德里达以其明确的叶姆斯列夫传统, 把自己的新科学建立在语言学之上。

   第二是还原主义方法在生物学中不再完全适用。生物现象由许多层次的现象组成:基因、细胞、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每一个层次都有对应的现象和相应的机制,其中有些现象背后的机制是某一层次所特有的,而有些现象的产生原因只能用更低层次的机制,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机制来解释。这就是说,还原主义在生物学领域有时有效,有时无效,要看具体问题而言。

踪迹指对先于记号存在的可能性之条件的理解,它存在的条件无法化约成此时此刻的在场。德里达致力于使符号学与考古学方法共存共生,他的目的不是恢复思维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

   例如,先天愚型(即唐氏综合症)这一疾病体现在个体的外表和行为。得了此病的动物两眼分得很开并且有智力障碍。但是它的病因却在染色体(基因)层面上:得了此病的个体的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条,因此此病又称之为“21对三体”。这就是说,还原方法在寻找先天愚型病因时是有效的。但是,许多生物学现象却不能还原到更低层次(尤其基因层次)。马尔萨斯方程{Nt=N0exp[r(t-t0)]}就是一个例子。其语言表达是:任何一个物种在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下,它的种群将以指数增长。生物的生殖方法极其多样,不同生殖方式背后的机制也非常不同。但是,单个种群增长的理想模式却都可以用马尔萨斯方程来表达,这一机制因此产生在种群层面。又例如竞争排斥法则,即两个物种的生态位越相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竞争则会使这两个物种的生态位趋于分开。这种机制的另一种表述就是任何两个物种不可能长期地占据同一个生态位。 这种机制只能在种群关系(即群落)层面上发生作用。

任何语言,只要无法使别人明白说话者的意思,都是奴隶一般的语言。人是不可能既保持自由又以那种语言说话的。

第三是演绎和归纳在生物学中只有实验室意义上的统一。牛顿定律的产生使得演绎和归纳在经典力学意义上获得了统一,生物学却做不到这一点。先前说过,统领生物学的理论是进化论,但是进化论只是一个覆盖性法则,而真正决定生物个体的存活和行为的是许多互相没有紧密关联的生物学机制。为什么说像 21对三体的病理原因、马尔萨斯方程和竞争排斥法则等生物学规律都只是机制而不是像牛顿定律一样的法则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规律或者是其应用范围极其有限(例如,21对三体的病理原因只能用来解释先天愚型这一现象,而竞争排斥法则只能用来解释两个物种之间的竞争强度和由竞争导致的进化方向),或者是在自然界里不能成立(或者说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例如马尔萨斯方程,我们不能用它来预测任何一个物种的种群增长,因为在自然状态下,当一个种群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它因子就会对该种群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三、德里达式的历史化及其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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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美国人既迷恋又纳闷。德里达发表的演讲是征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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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任何核心的结构是难以想象的。德里达直击了结构主义思想的心脏,结果在美国被当成了后结构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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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异一词不仅替换了一个字母e,它还是最有效的解构工具。它既具有延迟的时间性意义,具有使某物推迟的意义:“这种推迟也是一种时间化和空间化,是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此外,它还具有更普通的差异意义,指向不一致之物。德里达要用延异中的字母a把这两种定义撮合在一起,以便引入时间化的观念。延异还重新引入了结构观念中不存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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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最重要的观念使得考察我们所谓的现实的可能性条件成为可能。它不关切任何本质或存在,关键在于尽可能广泛地开启罗格斯的解构性游戏。延异一词同样极好地表达了德里达在面对结构主义时的暧昧立场。他也同意,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社会中发现了差异的观念,但他试图使野蛮人的心灵更加激进,方式便是使野蛮人的心灵摆脱任何经验现实的束缚。

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解构,采纳了弗洛伊德式的决绝,因为德里达对常态与病态之间的传统区分表示怀疑,并指出了在无意识概念上存在的种种幻觉。

德里达承认,弗洛伊德是唯一没有压抑过书写的思想家,恰恰相反,他借助于服饰开辟的道路,通过业已存在的抵抗,将无穷显现的诸阶段问题化了。

每个人都想确保以自己复兴的学科统治对方的学科。其帝国主义、兼并主义的野心意味着,拉康把精神分析话语视为四种可能话语的王冠,因而要把德里达置于自己的严密监视之下。德里达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没有效忠拉康的任何意图。

德里达的批评是围绕着四个基本问题组织起来的:拉康是“言语目的”的囚徒,他把言语等同于真理;他毫无批判意识地采纳了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式的透视;因为粗心大意地采纳了索绪尔的语音主义,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方面他一直轻车熟路;他没有真正注意弗洛伊德中的书写问题,尽管他在积极地回归弗洛伊德。他认为拉康的语体是服务于“逃避的艺术”的。

德里达坚称,语言行为理论存在着局限,它无法复原弗洛伊德式的口误、误解和交流的非口语方面。他指的是书写中的他者的缺席:“一个书面记号即使没有接受者也会发布出去的。”它是易于理解的,这既不是因为他者的在场,也不是因为存在着书面特定的交流,而是因为书写记号存在着重复-差异性。因为书写并不表达语境,所以它被界定为一种断裂行为。“断裂的力量来自间隔,正是间隔构成了书面记号:它把内部语境链的其他因素分离了出去。”。当一个语句可以复述时,它才能为人理解。

德里达没有改变大开杀戒的习惯,他永无休止地证明索绪尔、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的命题的荒谬性:如果谁敢反对他的观点,就会自讨无趣。

尽管德里达把时间性引入了结构,并因此改变了结构主义的视野,他的索绪尔注意还是明确无误地将他置于结构主义的阵营之内,而结构主义正是他所要解构的。

四、邦弗尼斯特:法国的例外

邦弗尼斯特是一位印欧语系专家,也是众多古代、现代语言的比较学者。

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精神分析与所有其他学科的区别似乎就在于,分析者处理的,是主体告诉他的东西。”

拉康与邦弗尼斯特的相遇绝非偶然。两个都想使自己各自的领域摆脱对历史的依赖:拉康想摆脱弗洛伊德式的生理遗传主义,邦弗尼斯特想摆脱历史哲学。此外,两人都对确立自己话语的科学性兴趣盎然。邦弗尼斯特在介绍语言学的发展史时,描述了三个阶段的兴替:以语言为基础的古希腊思想家的哲学时期,19世纪以来因为发现了梵语而开辟的历史时期,20世纪以来的结构主义时期。结构主义开辟了符号现象这一巨大文化领域。

主体回归了,但主体回归的原因与语言学无关,与1968年五月运动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有关,与社会科学中突然提出的新问题有关。这些新问题使得主体不可能在从前门被一脚踢出之后,再从窗子里爬回来。

迪克鲁在引论中对索绪尔表示敬意,因为索绪尔把语言的研究对象与语言分离开来,语言是无法直接研究的,语言既与言说能力又与言语自身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又不同意索绪尔把言语从科学分析领域中排出出去的做法。

尽管奥斯瓦尔德·迪克鲁是把语用学引入法国的最佳人选,但他视野内的结构主义已被扭曲,而且回到了邦弗尼斯特那里。自70年代依赖,邦弗尼斯特影响了数量持续增长的阐述理论家的走向。这便是卡特林·凯尔布拉-雷西奥尼的透视,卡特琳把自己视为邦弗尼斯特的传人。她论述语言中的主体性之指数的著作,超越了指示代词,囊括了主体性的主体动词与词语形式。

与生成主义方法不同(生成主义方法是从表层结构走向深层结构,立足于说母语者对语句的语法性直觉,同时允许说话者在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惯用语中做出区分),安托万·居里奥利要求一定数量的操作(模态化、方面、名词或动词决定),这些操作使得说话者把词语关系组织起来,并使其走向表层语句。

语言中的主体这一问题的日益推进,是否造成了结构范式的衰微,它是否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第二春?在玛丽娜·亚热罗看来,把语言学视为相邻或相连的区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可以认为,语言学是一个整体,它既包括言语行为的理论,也包括语言理论,它们是血肉相连的。

五、克里斯蒂娃与巴特重获新生

巴赫金认为,只能把拉伯雷的风格理解为对通俗、喜剧文化的转化,他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在拉伯雷那里,除了喜剧效果,还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论。他对洞穴、隆起、赘疣的关注与肉体部分也是遥相呼应的,正是肉体部分使得个体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

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认为这是基础性的)可以用来处理主体问题(主体是结构主义压抑的第二个因素),可以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的方式,把它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

对话主义与话语的深层结构是同生共死的。如果在这里看到了古典主体的回归,或者在对话学中看到了作者观念的回归,那是错误的。克里斯蒂娃小心翼翼地把这种观念融化在叙事系统之内。因为在这方面忠于结构主义的透视,她觉得,作者成了“匿名的,成了缺席、空白,只有这样结构才能存在,”于是,作者不过是这个真空时代的代表而已,处在他的位置上的是文本间的对话,他既诞于文本之间的对话之内,又融化于文本间的对话之中。

在S/Z的开篇,巴特就对他后来所谓的幻觉性化约(把所有故事化约成单一结构)敬而远之。他不仅认为这种结构主义野心、口气 太大,而且认为结构主义受到了一种可疑透视的污染,因为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否定了文本之间的差异。

从S/Z开始,整个解构主义的问题框架都潜行于巴特的著作中,潜存于巴特的下列关切之中:加剧差异,使之多元化。他把差异置于所指之外的无限之中,差异就融化于无限之中,并让位于“书写的空白”。

S/Z是巴特从事的第一个微观分析,他关注的是巴尔扎克1830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萨拉辛》。巴特描述了五种语码的交互运作,这允许他审视巴尔扎克书写的内在多元性。他对事物的观察与众不同,他紧追文本,不遗余力地使书写与阅读相对立。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按其展开方式考察其过程,用结构化取代结构,“发现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能产性”。

文本永不终结。朗松派认为作品随着作者及其资源的中止而中止。文本间性使得作者成为匿名者,因此文本会永无休止的运行下去。

处于顶部的是符号语码,他依赖于纯粹的能指,依赖于非逻辑力量。这种符号语码对于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雷蒙·贝卢尔从中看到了一个标志,即潜在生产母体的作用,正式这种潜在的生产母体,结构了文本。

巴特摒弃了概念上的探险,而且尽管他对西方日常生活中的记号相当刻薄,持批判态度,他还是透过契明的眼睛审视东方日常生活中的符号。最令人神魂颠倒的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两个时期的连续性),他所发现和以之为题撰述的日本,是已经摆脱了全部丰富意义的日本。

语言是空洞的,感知本质上是象形的。例如,食物是非中心化的:日本人崇拜粗食,粗食如此备受尊崇,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要在食者面前准备食物,以便“通过公开展示被尊重者的死亡,使之神圣化”。

巴特迷恋于他长期以来所压抑的东西,不过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构成了他的真实存在,构成了作家书写的自由,构成了这样一种能量:摆脱任何说教话语,完全放纵自己的直觉。于是在1970年,巴特绕道于语言学,回到了文学那里。

在“保卫病句记号学”中,克里斯蒂娃勾勒出一门新科学,那时他一直在增生扩散:在1965年是文字学,在1966年是病句学。在把索绪尔的著作建立在变位词上时,克里斯蒂娃声称,她一直都在犯错误,因为她每一次都在寻找一个单词或一个特定的变位词,而一个完整的潜在主题链滑行于表面文字之下。

克里斯蒂娃依旧停留在科学的领域。精神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概念网络,以供她进一步寻求主体,揭示主体的存在模式。“提出了个人主体性这个问题,我感到有些沮丧,这主要是因为,法语对于我来说是外语。”于是克里斯蒂娃比巴特更长久地停留在理论化的话语之内。

六、涂尔干缓过神来:皮埃尔·布尔迪厄

借助于布尔迪厄,通过确立哲学话语的内容与哲学在大学建制中的地位这两者的关系,社会学分析开始质疑哲学家地位。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解放性的视野:“社会学通过解除自由的幻觉而获得了自由。”社会学使得下列行为成为可能——概括最大的野心,以便使社会科学以结构-涂尔干派的范式一体化为核心,这正是涂尔干早就想做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布尔迪厄把结构主义引入到社会学中。

为了表达自己的异己感,布尔迪厄选择了概念上的寻踪,他试图描述统治的机制,这使他从社会中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文科预备班学生的严重,萨特是那个时期的哲学理想的化身。萨特显然是唯一的榜样,因为他能够覆盖整个知识活动领域。他既是批评家、哲学家,又是才华横溢的作家。

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他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从事研究。“在涂尔干时代,民族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尚不存在。”那时,这个领域及其研究方法只是被视为借道于哲学而已,而布尔迪厄从来都没有与哲学中断联系。

1988年,借助于一个有关列维-斯特劳斯的广播节目,布尔迪厄再次承认,他的著作《区别》的许多方面都脱胎于结构主义研究,特别是脱胎于完整的分析基础。这套分析通常表明,在符号上存在就是展示差异:“区分预示着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等同,即把意义与差异相等同。”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角色们,包括那些把自己视为彻底摆脱了社会决定论的人,也被某种力量所驱使,他们被支配、被物化,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到了社会学家那里,他们才开始恢复话语实践的这些客观条件,以便抵达因果的层面。在因果的层面上,主体是缺席的,或者是由人们的幻觉所呈现出来的。

把结构主义引入社会学的年轻的布尔迪厄坚守缺席主体这一主题,他认为,缺席主体隶属于其社会命运。离开了社会命运它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与掩饰其失败的词语无关。在这个系统中,唯一可以理解的机制是坚实的质料旨趣,它属于客体化的过程。主体就是通过客体化呈现 在不从属于他的真理之中。

其实,布尔迪厄和帕斯龙只是平实地表明,在制度的伪中立性的表象之后,学校基本上是一个选择机器,尽管借用了纯粹的学术标准的名义,其功能还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真实的社会选择是隐秘的。

体质的代理人没有自由,因而也没有采取相反的行动的可能性,那些被边缘化和被排除出去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转而求助于作为临床医学家的社会学家,因为社会学家至少可以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处境,即使当时的环境是不可救药的。

布尔迪厄基本上是通过类比来推理的,他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摇摇摆摆的“普遍化的政治经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都卷入了互补性、自治性的关系。马克思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的推动力,布尔迪厄把为了分化而展开的斗争,视为社会空间之逻辑的驱动力。

科学话语成了通过讲述他人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根基;他的著作通过未曾言说之物,在页边、注释和边铭中展现自己。

作为一个改变了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之边界的作家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首先属于不可分类的法国批判思想,这种思想是围绕着结构主义思想的记号与方法集结起来的,尽管他会在七八十年代保持距离,并越来越多地批判这种思想方式的某些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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