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党政治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

2019-11-24 作者:联系我们   |   浏览(113)

政党报刊的蜂起与堕落成为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民国成立以前的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国初年政党报刊的性质和作用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理解和认识民初政党报刊的特点、性质和作用及其成因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这对正确评价民初政党报刊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风云变幻的民初革命时期,报纸作为一种舆论武器,积极参与了政治舞台的建制。民国元年,报业出现短暂的空前繁荣,报刊舆论呈现出“咸与维新,百家争鸣”的美好局面;袁世凯夺取国家政权后,对报刊舆论的经营采取独裁扼杀策略,报业发展陷入历史低迷;基于对袁世凯幕府当权的反抗,报刊的讨袁之声此起彼伏,民间舆论触底反弹,至此,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不得人心,袁称帝不成,在万民唾骂声中郁愤而逝。本文拟对民初报业舆论经历的重视、压制和反弹三个阶段逐一分析,以窥探民初新闻事业被动进步的现实意义,及对当代新媒体舆论建构的积极启示。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推举为同盟会政事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问题,草创政见,实际上是这一阶段同盟会政治斗争的领导者和政治理论的设计者。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民初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政治活动,评价宋教仁的功过是非,不能不考察他与国民党组建之间的关系。

二次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政局,是辛亥革命前政局的延伸,但又有所不同。用一句话概言之,即: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局给二次革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民国初年;政党报刊;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同盟会;袁世凯

舆论之母;新闻绝对自由主义;言论机关

众所周知,宋教仁是民初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实际的主持者。宋教仁何以亟亟于此?一些论者认为是其“醉心于议会政治”,对袁世凯妥协“绥靖”,甚至认为是宋教仁为了满足个人要当“总理”的私欲。这些看法不仅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也简单化了宋教仁的组党动机,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

政党报刊的蜂起与堕落成为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民国成立以前的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国初年政党报刊的性质和作用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理解和认识民初政党报刊的特点、性质和作用及其成因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这对正确评价民初政党报刊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风云变幻的民初革命时期,报纸作为一种舆论武器,积极参与了政治舞台的建制。民国元年,报业出现短暂的空前繁荣,报刊舆论呈现出“咸与维新,百家争鸣”的美好局面;袁世凯夺取国家政权后,对报刊舆论的经营采取独裁扼杀策略,报业发展陷入历史低迷;基于对袁世凯幕府当权的反抗,报刊的讨袁之声此起彼伏,民间舆论触底反弹,至此,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不得人心,袁称帝不成,在万民唾骂声中郁愤而逝。本文拟对民初报业舆论经历的重视、压制和反弹三个阶段逐一分析,以窥探民初新闻事业被动进步的现实意义,及对当代新媒体舆论建构的积极启示。

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首先与他对政党政治的理想追求有关。政党政治一直是宋教仁不懈追求的目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政党活动和政党理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把在中国建立如欧、美那样的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在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是对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解最为透彻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著作中,对政党理论的阐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他指出,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会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宋教仁集》第747页。)宋教仁非常重视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国家政治状况如何,取决于运用政治的中心势力,“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政治必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弱而恶劣,其国政治必暗然失色。”而在共和政体中,政治上的中心势力必然汇集于政党。(《宋教仁集》第747页。)强健而良善的政党是巩固民主共和的中流砥柱。政党代表民意与舆论的向背,对政治施加影响,政党又可通过其活动,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宋教仁集》第748—749页。)宋教仁还特别强调了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中,政党政治是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形式。所谓政党政治,即是由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实现政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地位。”通过这种在宪政轨道上“相摩相荡”的党争,政治就会日益向上,共和制度就有了牢固的基础,政党自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宋教仁集》第748、421页。)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

民国初年;政党报刊;政党政治

关键词:舆论之母;新闻绝对自由主义;言论机关

封建帝制的倾覆和民国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活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但毕竟袁世凯是以阴谋而不是以武力得到大总统职位的,辛亥革命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革命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还不敢马上撕下共和的面具,被迫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所以,在临时政府北迁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组党结社高潮。这使宋教仁感觉到,政党政治的实行适逢其时。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集》第456页。)他希望以政党政治来与“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进行斗争,巩固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这是宋教仁大力倡导组建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于1912年3月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北洋军阀也就摇身一变,由清政府的御用工具而演变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暂居主导地位的势力。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页。)同时,竭力瓦解和削弱革命党人控制的武装力量,将南方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军队裁减近20个师。在政治上则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不择手段地巩固并扩张反动势力,如破坏责任内阁制,收买立宪派,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对抗国民党,直至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组阁等等,目的都是为其建立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铺平道路。因而,以袁世凯为总头目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一种反动的势力。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下,结党结社成风,这些政党除了一些有名无实、昙花一现者外,都竟相利用报刊为自己宣传,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政党报刊大量出版的热潮。[1]政党报刊的蜂起与堕落成为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与西方商业报刊占主导地位不同,政党报刊一直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主流,因为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危机,近代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报刊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和先进分子宣传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利器,从康、梁到后来的孙中山,都重视报刊在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中的作用。民国成立以前的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民初政党报刊具有依赖政党资助、重新分化组合、相互争斗激烈、陷于党争等特点,其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引 言

其次,宋教仁致力于国民党的组建又与他为革命党人设计的政治斗争策略有关。同盟会在反清民主革命中虽然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纲领,但就思想实际而盲,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革命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革命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1集,第3页。)许多同盟会员所以力主对袁世凯妥协,让位于袁世凯,半是对袁恐惧,半是对袁抱有幻想。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一些人热衷于个人权势,蜕变为新贵;一些人遁迹山林;也有一些人转向实业,同盟会迅速涣散。孙中山虽然对同盟会中的妥协潮流不满,对袁世凯也存有戒心,但却采取了非常消极的态度。让位于袁世凯后,孙中山宣布“十年不预政治”,专注实业建设和民生主义的宣传,实际上是放弃了政治斗争,放弃了对同盟会的政治领导,客观上使同盟会的力量更为削弱。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但当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他们又转为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排挤革命派,从而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公开对抗。“这个党的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以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51页所引高一涵语。)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民初的政党报刊并不是组织严密、由政党直接掌控的舆论机构,大多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治团体资助的有相当独立性的民营报刊,与现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的党报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曾表达过要统一本党报刊宣传的某种企图。但是,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松散,根本无法做到。比如同盟会报刊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出现了妥协派和激进派的争斗,《民立报》和《民权报》分别成为两派的喉舌。在同盟会内部占上风的妥协派认为共和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希望通过与袁世凯势力妥协来取得廉价的胜利。《民立报》当时的妥协倾向比较严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勿逼袁恶”的妥协政策。《民权报》尖锐指出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骗局,批判以《民立报》为代表的妥协倾向。足见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在思想上组织上缺乏必要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纪律的约束,显得十分松弛涣散,缺乏战斗力。[2]直到宋教仁遇刺事件发生后,同盟会内部对袁世凯的幻想彻底破灭,其报刊内部之间的争论才告终结。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诞生。久受封建压迫之苦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试图大展手脚,仿照西方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立志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民主共和国。民主的思潮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处建设中,新闻自由之风也因清朝诸多新闻法规的废止得到扩散。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这一时期,中国报刊舆论相继经历了重视、抑制和反弹三个兴衰历程,本文拟对此嬗变作出梳理,以审视报刊作为重要舆论工具在政权统治中的作用及利弊得失,供商榷。

相形之下,倒是宋教仁的认识较清醒。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大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故今而欲察吾国今日为何种政体,未能遽断。”(《宋教仁集》第459页。)宋教仁已感觉到,在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共和政体有向独裁专制发展的可能。虽然他也如多数革命党人一样,不主张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他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应对袁世凯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略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同袁世凯较量。按宋教仁的解释,所谓责任内阁就是“由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阁员副属,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宋教仁集》第489页。)这种责任内阁,既不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而是“纯粹的政党内阁”。他说:“盖必须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宋教仁集》第490页。)宋教仁所以坚持由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目的是以此来挽回革命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乃至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重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宋教仁集》第460页。)这是宋教仁亟于组建国民党的现实政治目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它在南方一些省市(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和上海、南京等)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江西二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南京三个师和留守府警卫团;广东二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安徽一个师;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各一个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4页。)在国会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该派的国民党占有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合计在全部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22节第52页。)这说明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尽管如此,但国民党仍如其前身同盟会是清政府的反对派势力一样,如今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势力。

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民初的政党报刊重新分化组合,从政治倾向上看,形成了同盟会—国民党报刊为一方、共和党—进步党报刊为另一方的相互对垒的两大阵营,党派报刊的相互争斗异常激烈。政党报刊产生于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辛亥革命以前,政党报刊的界限分明,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由改良派发展而来的保皇派报刊。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等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重新组党。包括革命派、保皇派、清末立宪派、旧官僚集团等在内的原有的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组织所谓议会政党,彼此的区别愈来愈小。民国初年五花八门的政党、政团,经过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个较大的政党,它们各自拥有一批言论机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同盟会—国民党系统报刊和共和党—进步党系统报刊。同盟会—国民党系统报刊遍布全国各主要省市,在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南方各省以及北京其报刊宣传活动尤为活跃。在上海出版的主要有《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和新创办的《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在北京出版的有《国风日报》、《亚东新报》、《甲寅日刊》、《中华新报》等。这些报纸内部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帝制,相信共和,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遍布各地,比如在上海出版的有《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和《东大陆报》,在北京的有《少年中国》、《晨报》,天津《庸言》杂志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与其党派的立场一致,支持袁世凯,一味攻击国民党。两派报刊的壁垒大体上在1912年7、8月间已相当分明,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两派报刊相互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二、舆论重视阶段:昙花一现的繁荣

无论就其政党政治的理想来说还是就其现实政治目的来说,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动机都无可厚非。诚然,他过分夸大了政党政治的作用,没有认识到在封建地基未被彻底清理,政权被北洋军阀窃夺的情况下,仅靠合法斗争,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无法最终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同盟会内部严重涣散,主要领导人态度消极,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没有完全暴露,因而武装斗争不可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局势下,宋教仁力图以组建新党的形式振奋革命党人的斗志,运用政党政治把一切反袁力量集中起来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主动积极的斗争策略,应予肯定。

以上三种势力,大抵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中间势力和反对派势力。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赵内阁的更迭,张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政党报刊的作用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辛亥革命以前的政党报刊是宣传主义、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舆论工具,不管是改良派报刊还是革命派报刊都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辛亥革命后政党报刊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大多沦为各个党派或政客党同伐异、相互攻讦、争权夺利的工具,主要表现在政党报刊很少宣传“主义”,而是陷入无谓的党争。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报刊之间的斗争大多是“主义”之争,是各政党不同政见、主张的理性辩论,比如当时两派报刊的大论战,以《民报》为主要阵地的革命派报刊与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之间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和要不要进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大论战,两派政党报刊之间就原则问题展开论争,宣传各自党派的主张,以理服人,最终以保皇派报刊的失败而告终。民国成立后,政党报刊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已经少有“主义”之争了,而是降为没有原则区别的问题之争,到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和共和党两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争论的问题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总统负责制还是责任内阁制;国务院对国会负责还是对总统负责;对外借款问题。所有这些政治问题的争论,不过是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已,目的是在议会和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取得更大的权力而已。不少政党报刊甚至“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3]。争论之余,双方还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7月6日北京共和党方面的《国民公报》在时评中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国风日报》、《民主报》等7家报纸的工作人员20余人,当即前往问罪,痛殴了该报总经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并将承印该报的印字馆捣毁。

法律政策与政府姿态

为建立一个“强大真正之政党”,宋教仁进行了积极不懈的努力。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即倡导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1912年3月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其实力与影响日益孱弱的局面并没有改观,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已在共和党之后。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政治不热心,公开后的同盟会既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核心,又未提出系统的政争策略,涣散依然如故。部分下层会员愤于革命成果的丧失,在各地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反抗斗争,但由于得不到同盟会上层的领导,这些斗争基本上流于暗杀、暴动等自发形式,既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又被舆论所指责。鉴于这种状况,在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后,宋教仁再次提出改组主张,希望通过新的改组整顿同盟会,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政党政治的需要。

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

民初政党报刊的兴盛首先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新闻自由、政党政治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南京临时政府在新闻出版方面,遵循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实行言论自由政策,又废除了《大清报律》,加上各地军政当局的支持,民国初年新闻事业获得了一次短暂的飞速发展的机会。武昌起义半年后统计,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近500种,总销数4200万份,其中1912年2月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的报纸,就多达90余种。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在京、津、沪、广州、武汉等地。在这些报刊中,政党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刊占主流。许多政党、政客、资本家办报刊是为了宣传自己,企图在新政权中捞好处,借机发财。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报刊是天然的“舆论之母”和“舆论代表”,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所以当仁不让地肩负起监督政府和指导国民的“天职”。报纸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斥骂总统。报人和报纸的社会地位可谓空前提高。一时间,自由主义的做派风靡中国的新闻界。[4]居正《辛亥札记》也谈道:“上海舆论绝对自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论,影响于南京政府者尤不小。”[5]

清末民初,新闻事业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展现出一片热闹气氛。以孙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立即将言论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原则之一,大力倡导和推行。南京临时政府特意废除了清廷专为抑制新闻出版业而颁布的《大清报律》——封建专制统治下严禁森严的状况被打破,同时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将报界言论与出版纳入法定轨道。由于当时新闻界人士新闻法制意识的薄弱,此举并未受到社会拥戴,而是群起抵制。孙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以该报律未经参议院发布无效为由取消《暂行报律》。

宋教仁的主张得到了张继、张濯曾、胡瑛、魏宸组等同盟会重要人物的赞同。他们初步提出“以同盟会旧部作恳亲会,以为前清革命之纪念事业,即在会中拣选人才,另行组织政党,以吸收新党员、扩张党势。”(《中报》1912年7月11日。)1912年7月14日同盟会本部召开会议,会上宋教仁等人正式提出将同盟会改名为民主党,“淘汰会员,改良组织。”(《中报》1912年7月23日。)这一提议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认为同盟会“经国中志士群策群力,数十年之辛苦经营,革命始达目的,”对此置之不顾,“未免忘同盟之名义。”一些人甚至提出“以性命拥护之,不能更易一字。”宋教仁的提议遭到否决(《远生遗著》卷2,第68页。)。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后者坚持民主与法制。但在“宋案”发生之前,这两个营垒的阵线又不甚分明。

政党报刊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的产物,畸形的政党政治是造成政党报刊畸形繁荣的主要原因。1911年10月清政府开放党禁,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由此产生,政党建设提上了日程。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选择了西方议会民主政制,实行政党政治,短时间里骤然出现了300多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团。各类政党、政团名目繁多,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则不过统一党、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社会党等十数党而已。同盟会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成为最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国民党。统一党成立于1912年3月,是中华民国联合会和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成的,主持人为章太炎、程德全、张謇、赵凤昌等,统一党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5月,政治上拥护袁世凯;民主党成立于1912年8月,是以原立宪党人为主的政党;这几个政党的主要成员是立宪党人、旧官僚等,在政治上都拥护袁世凯,也得到袁世凯的扶助和支持,为了与同盟会—国民党相抗衡,它们于1913年5月合并为进步党,原隶属于这三个党的报纸转为进步党的言论机关。民初的政党比较特殊,表面上看是借鉴西方议会政党,但和西方政党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带有传统结党结社的浓厚特色,并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政党。当时人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和理解明显缺乏,政党被当做争权夺利的工具,许多政党连党纲都没有,所谓政党不是因政治主张相同而结合,而是利益的纠结。许多人为了个人私利,组织或加入政党,以便能在国会或政府机构中争得一定的职位和权利。章太炎曾对中西政党作了比较:“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挽近中夏民德污下,甚于皙人,故政之猥贱尤甚。欧美政党,贪婪竞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他将中国的党人分为七类,认为“综观七类,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6]。同盟会转为公开和改组成国民党之后,涌入了大批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原有的老同盟会会员,大部分也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日益热衷于为自己在民国政权机构中争得一席之地,国民党的政纲虽然保留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但比起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纲领,已倒退了一大步,同盟会蜕化成为脱离群众、“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更是追名逐利的官僚政客的渊薮。

在民国政权刚刚建立、社会动荡、言论不一的局面下,新闻事业因为没有相应法律的管制和约束,开始肆无忌惮地畸形发展,“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在新生的政权中得以纵容,暂时“落地生根”。

就多数同盟会干部来说,对改组冷淡乃至反对,根本原因并不在改组本身,而在更易党名。这一情况因超然内阁风潮的发生而有了变化。(参见拙作《超然内阁风波与民初党争》,载《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1912年7月袁世凯在逼垮唐绍仪内阁后,又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了陆征祥内阁,使内阁成了他一手操纵的工具。袁世凯在这场政潮中能占上风,固然在于他依仗武力,但也借助于立宪派政党的呼应。风潮过后,袁世凯对立宪派政党刻意扶植,形势变得对同盟会尤为不利。这使宋教仁感到“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才能抵制袁世凯。而要实现责任内阁,限制乃至褫夺袁世凯的权柄,更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因而,他更加积极地倡导改组同盟会,创建新党。通过他一系列的工作,又迫于当时的形势,多数同盟会干部也认识到了组建新党的必要,转而支持宋教仁,赞同组建新党。

这首先是因为袁世凯的统治还拥有“共和”的外衣。

在“咸与共和”的政治背景下,各派政治势力辛亥革命后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一方,以反对临时政府的袁世凯集团、立宪派等为另一方的两大对立的阵营,各个政党及其所属报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形成了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基本格局。政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以个人或某团体的势力为最终目的,政党创办报刊作为争权夺利、相互攻讦的工具。著名记者黄远生对此曾有独到的评述:“而在我则纯以两造之势力赌一国之基础以为胜负,一切政治问题法律问题云者,皆特藉以为名目而利用政党及议会以为傀儡。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又试以对于政府态度而论,于其未入国民党之先,则甲党赞成而乙党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后有尧桀之别……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国事之张弛而已。”[7]大多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无疑是理解这一时期政党报刊的性质与作用的关键所在。(作者为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作为舆论之母的报业分野

1912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称:“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颁其名曰国民党。”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具体政纲为五项:“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待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宋教仁集》第749—750页。)与改组前的同盟会相比,国民党的政纲有了一些变化,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为了扩张党势,吸收中间势力,在组党中宋教仁作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因此,国民党的建立曾使某些立宪派政党产生了幻觉,认为宋教仁“专选优秀稳健一派而遗其暴烈分子,且欲牺牲其民生主义,以冀有完全政党出现,此吾所深欢迎者也。”(《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0日。)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同盟会员的误解,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致黄兴函》,《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2。)时至今日,仍有论者认为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是使同盟会向立宪派政党的政治立场靠拢,国民党是堕落的产物或毫无原则的政党。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临时总统的宝座,不是用暴力剥夺取得,而是靠阴谋诡计令孙中山“禅让”给的。因此,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装饰自己,稳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革命派仍控制南方数省,在临时众、参议院中又居多数,而且掌握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梁启超所说:“项城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因此,袁世凯同样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欺骗、麻痹革命派,并乘机削弱之。所以,袁世凯上台之后,并没有一下就抛开其伪共和的假面具,相反,而是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打扮成“共和”的虔诚信徒。

参考文献:

在“咸与维新”的“大好”形势下,昌言无忌,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办报活动风起云涌,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0份。这两个数字,均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1]。民初的综合性报刊,大都表示赞成共和、拥护民主,并都自认为是天然的“舆论之母”,是“四万万众共有之舆论机关”,报馆应该成为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的,跟参议院同性质的监督机关,新闻记者则理所应当地担负起“监督公仆,指导国民”的“天职”。报纸的言论自由受到尊重,各报直言讽谏,可公开批评官员、谩骂总统,朝气甚盛。民国元年的报刊舆论,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如何评价新建的国民党,事关宋教仁一生的功过毁誉。如果联系具体的斗争实际,抛弃先验的教条,就会发现上述批评责难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煞有介事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3一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01页,海文行引社版出。)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021.

1.“报刊作为舆论工具”的主体意识增强

首先,新建的国民党虽然人员较为庞杂,但整体上仍然属革命民主派。加入合并的四个政党,基本上是反袁民主势力,有与同盟会合组政党的客观基础。国民公党曾与同盟会呼应,反对袁世凯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借款。在超然内阁风潮中,它反对袁世凯“混合内阁”的主张,要求同盟会阁员“各安其位。”(《中报》1912年6月24日。)国民公党中,不少人又兼有同盟会籍。国民共进会成立后,支持共和,对袁世凯有所抵制。它曾提出北方各省都督应仿照南方办法,实行民选,以防官僚政治复活。它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王宠惠、陈锦涛、伍廷芳、徐谦等,或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共和实进会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时曾致函严词诘问,在南北商谈北京临时政府如何组织时,它支持同盟会提出的责任内阁制方案。统一共和党在超然内阁风潮中与同盟会一致行动,否决了陆征祥内阁的第一次人选,并揭露和批判了袁世凯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的行径。可以看出,这些政党政团虽然与同盟会有分歧,但又都是可以团结、应当争取的力量。吸收这些政党政团加入国民党,扩大了反袁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

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10.

这一点可以从报馆的办报宗旨上看出来。1912年5月下旬,宋教仁亲自擘划出版的《亚东新报》,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生主义”为办报宗旨;7月1日创刊的《民生报》,以“鼓吹民生主义、阐发共和真理,监督政府行政,冀实行本党之政纲”为宗旨;12月1日,梁启超在天津创办的《庸言》报,则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

其次,在新建立的国民党中,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民主派仍是核心,仍居领导地位。宋教仁是组党的主持者,孙黄二人对改组积极支持,“主持甚力,并愿取消总理制改为理事制。于将来清理党籍问题,黄克强君并愿完全负责任。”(《盛京时报》1912年8月16日。)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宋教仁的组党活动对立于孙中山的策略,认为孙中山反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大量资料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孙中山虽然没有亲自领导和主持改组工作,但支持改组的态度却很明朗。在解职后不久,孙中山即表示:“必须大众统一成一极大民党,始可监督政府。”(《中报》1912年4月15日。)在改组初步议妥后,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各地支部,认为所定宗旨、政纲“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辜,亦民国前途之福也,”表示“深为赞成。”(《孙中山全集》第2卷,395页。)他认为“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完全进行。”(《孙中山全集》第2卷,472页。)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因致力于铁路计划而坚辞理事长一职,但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斗争策略、在国会选举中的方针仍十分关心,大力支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名为共商国计,实乃想借革命领袖之光为自己装璜门面。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袁并举酒致敬,高呼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袁世凯的花言巧语和伪善伎俩,骗得了孙、黄的信任。

[3]《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J].《民国日报》,1919-09.

民国初年,在“政党政治”的影响下,刮起了一股结党结社风,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大致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四个较大的政党。这四个政党都十分注重报纸作为重要言论机关的舆论地位,纷纷开办了机关报,来宣扬各自的执政主张和思想。国民党作为最大的政党,在民主政党报刊中数量最多,在京、津和沪等全国各主要省市都有创刊,较为出名的有《民立报》《国风日报》等;共和党的报刊主要有《民声日报》《强国报》等;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有《国民公报》《庸言》等;统一党则以《大共和日报》《公论日报》等为自己的机关报。

第三,改组后的国民党仍坚持了民主宪政的原则,坚持了反袁的斗争方向。国民党强调民权与平民政治,维护共和制度。它公开宣称,中国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共和立宪国之中心势力”,(《宋教仁集》第748、749页。)取得议会多数,组成政党内阁,以使民国名实相符。因此,说它是以争取议会多数为职志的政党尚可,进而推论为无原则的政党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国民党没有改变同盟会的反袁斗争方向,它所坚持的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又是反袁夺权的政治纲领。宋教仁多次指出,政党内阁就是要使总统“无责任”。国民党的建立,也正是由于反袁斗争的需要。在袁世凯利用共和党、统一党等党派为工具,逐步推行独裁政策的情况下,“进步派人士苟不相互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民权报》1912年8月30日。)国民党在成立后,由于孙中山、黄兴入京与袁世凯会谈的影响,曾一度与袁世凯“提携”,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些斗争对于钳制袁世凯、对于普及民主思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惧。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袁要搞独裁统治,对国会本无兴趣,但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他还是于1919年3月18日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国会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尽管它没有能够发展为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但由于它的存在,袁世凯的假共和面具仍未撕下,从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袁世凯等人和革命派属于同一营垒。

[欢迎官网下载首页,4]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9-150.

虽然报纸自身的言论立场时有改变,各党派报纸政论之间颇有分歧,矛盾层出,甚至发展到武斗的境地,但从这混乱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新政治不成熟的民国初年,无论是作为报业的创办方,还是国家的执政方,都开始注重报纸这一媒介所发挥的舆论场的效用,这对后来的政治变革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国民党并非放弃了同盟会的斗争精神和纲领。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指出:“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奋斗不可。”(《宋教仁集》第456、486—487页。)在国民党的政纲中,“民生政策”虽比同盟会的民生主义语意略有模糊,但从其解释及宋教仁等人后来的阐述看,二者并没有重大不同,“即国家社会的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宋教仁集》第456页。)对取消“男女平权”一点,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解释说,这“本同盟会所主张之政纲,将来男女平权,亦必当然之事。惟现在当以国事为重,如国家不保,不但女子不能自由,男子亦不能自由。”因此,暂时“置为缓图。”(《中报》1912年8月31日。)国民党并不是可以施行政纲的执政党,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看,维护共和,抵制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显然是最急迫的任务,因改组中,宋教仁按斗争任务的轻重缓急来处理政纲问题,突出民权主义,对民生主义加以变通,对男女平权采取暂缓的方法,以争取反袁力量的一致,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其次,革命派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5]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75.

2.“实业、教育救国”“男女平权”等思想进入公众视野

上述表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不是无原则的倒退,也不是向立宪派政治立场靠拢,而是继续坚持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坚持与袁世凯斗争。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仍是革命民主势力的中心和旗帜。

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本应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流产。但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未认识这是失败而感到痛苦。相反,以为是促进革命的成功,他们曾兴奋地欢呼过“民国万岁”。孙中山在2月15日,即其退职的第二天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日,■明太祖回来时曾发表谈活说:“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它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又说,袁世凯“昨日是我们的敌手,但是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一个持久的和平将在南北之间建立起来”,“将民国的最好利益推进到我们的国家的最大限度。”(转引《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后,孙中山又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吾人所应致力”于民生主义,他和他的同志有诚意同“今日的朋友”袁世凯合作,“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民国之事业”。(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恳亲会上演辞》、《同盟会员饯别会上演说》即《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等。)

[6]章太炎.诛政党[N].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兴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一批鼓吹发展实业的日报、月刊随之问世,如湖北工业总会的《工业世界》、武昌的《国民经济杂志》等。这些专门性报刊普遍认为“今日共和初成,兴办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策”[1]。孙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以后,聘请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对清末学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构建起现代学制体系[2],使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宣扬教育救国理念,相继出版了一批教育报刊,教育学者们纷纷在教育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看法。比如作为教育文化救国论者的陆费逵,便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

当然,组建后的国民党也有明显的弱点。国民党成立后,政治上趋于“稳健”,内部意见分歧、组织基础并不稳固。国民党议员之间、议员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在不少问题上各执己见,步调不一,地域与小团体的色彩随处可见。国民党自诩“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民众信赖我们”,(《宋教仁集》第456页。)然而在实际活动中,国民党却日益疏远群众。更为主要的是,国民党全力注重于议会斗争,却忽视了在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议会斗争要有武装斗争作后盾。作为改组的主持者和设计者,宋教仁与国民党的这些弱点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讲,这又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水平或者说局限性所致。例如在武装斗争一点上,几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不屑为之,“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页。)是所有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共识,政党只能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合法的竞争。如孙中山1912年4月在广东的一次演说中就反对有人“妄借扶正同盟会之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主张,他说:“试更以革命二字论,具有真理,何等神圣。共和之国,只有改良政治之事,更无二次革命之可言。”(《孙中山全集》第2卷,351—352页。)只是在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宋教仁血洒上海车站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才醒悟到这一点。所以,在论及国民党的种种弱点时,不必过多地胶着于宋教仁的个人责任。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所以看不到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大的政治错误,反而以为是革命的发展,从此可以一心一意进行和平建设了,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革命就成功了,但这种认识也与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既然赞成“共和”,就已化敌为友,革命派拥有实力,并且可以通过《临时约法》、议会选举以及舆论宣传等手段来约束他。据孙中山的观点,“总统不过国民公仆”,所以袁世凯当然也会和他一样“守宪法,从舆论”。因此孙中山在一个时期内对袁的口蜜腹剑的伎俩缺乏应有警惕,他应袁世凯之邀请抵北京期间,曾表示:“自想国家永久之生命,富强之由来,惟铁路是赖。既可发达产业,又可输入文化,一旦有变,并可济军务之急。大总统出身武官。关于练兵有专门智能,大总统若在位十年,五百万精兵,予信可训练成军。予虽不肖,若使经营全国铁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万里铁路,定敷设完成。希诸君为国家发奋努力,与袁大总统共讲富强之道。”(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29页。)孙并告诫革命党人对袁万不可存心猜疑,认为袁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适宜于治理民国。袁世凯的伪装欺骗了孙中山,使他对袁竟至深信不疑。

[7]黄远生.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84.

民初元年,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妇女的政治热情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都渴望得到满足,一些先进的女权分子便积极创办妇女报刊,大力提倡女学、女权,广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言论,要求妇女参政,在社会上造成了一股妇女解放的舆论风潮。

综上所述,宋教仁在民国初年从实现政党政治、坚持反袁民主革命的动机出发,积极组建国民党,以取代处于瓦解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团结反袁民主势力,与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进行斗争,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共和宪政思想的传播,是功不是过,应给予肯定。

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虽然感到有人企图打着共和的旗号来恢复旧制度,但对袁世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由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3页。)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北京电报”。)

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之风和政府对报业的开放管理姿态使报业出现短暂的繁荣之貌,政党报刊的蜂起使当局政府将报纸这一媒介作为政论争斗的重要舆论场;经济报刊、教育期刊及女子期刊的纷纷出版,也使“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男女平权”等新思想和观念提上大众舆论的日程,报业的这些举措在短期看来可能并不能对社会起到太大改变,但从长远看来,这对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无疑是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的。

【资料来源:《长白学刊》1993年第3期】

革命派的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行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制度。甚至当自己被刺,命在旦夕之时,仍对袁世凯存有幻想,故在致袁的遗电中说:“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他绝没有想到指使刺客杀害自己的竟是他所企望“开诚心”的袁世凯!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必然对当时革命党人发生很大影响,模糊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的界限。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

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势力虽妄图复辟专制制度,想把历史往回拉转,但鉴于当时形势,仍不得不暂时伪装成拥护“共和”的样子。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在各城市基本上得到保障。一个时期,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袁世凯尽管下令要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尚不敢公开撕毁临时约法,禁止自由结社集会和组织公开政党。

这个时期的报纸也风起云涌。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上海《民权报》、天津《大中华报》等“无日不骂项城”的报纸,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袁世凯在《莅参议院宣言》中也不得不声称“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又颁布了一些有益于发展实业的法令。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从而掩盖了袁世凯为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的野心而正磨刀霍霍的背影,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对峙,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显得不甚分明。

阵线不甚分明的两个营垒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

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治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实行专制独裁还是民主共和制度。随着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其间阵线,必将日趋分明,从而发生冲突是难免的。由于双方都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冲突自然迟早会采取武装对抗的形式。因此,革命派发动武装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鉴于袁世凯的步步逼进,一些革命党人对于袁的野心,对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已有所觉察,有所准备。早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有人就指出,袁“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之亡清尤甚”,实乃“共和之敌,民国之贼”。《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张、方事件发生之后,《民权报》发表评论,揭露袁世凯、黎元洪的真凶面目,指出:“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加刃于吾人之身耶?”(《讨杀张振武者》,《民权报》1912年8月18日。)革命党的地方实力派对袁世凯削弱革命派势力的阴谋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斗争。江苏的革命党人在裁军时强烈要求黄兴保存一定的革命武装力量,因而由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锐武器组成的第八师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二次革命中保卫南京的主要力量。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尤为激烈。他对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军民分治”计划最早提出强烈的反对,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坚决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并在军事上作了抗袁的部署,驱逐了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宋案”真相暴露之后,革命党人提出武力讨袁的口号。孙中山此时明确地表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选集》下册第477页。)这些情况表明,二次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动和毫无准备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营垒虽实际存在,但其阵线又不甚分明,袁世凯的伪共和面具未被摘下,革命党人对其存在幻想,当“宋案”发生,袁的反革命真实面目开始大暴露之时,革命党人中还有不少人力主“法律解决”。因而,“二次革命”的爆发却又显得异常被动和仓卒。

袁世凯为武装讨伐革命党人,是早有预谋和准备的。“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知道自己的伪“共和”面目即将大暴露,于是制造战争舆论,调遣军队,购置军火,加紧了战争准备的步伐:4月7日,制定作战计划,密令局部动员,26日,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善后借款合同”,筹集战争经费;28日,指令陆军部派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急购大宗军火;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建立“战时内阁”。袁又从4月30日开始,连续一周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筹划武力征服南方。随后,北洋军沿津浦、京汉铁路南下,向南方国民党势力作出东西两面夹攻的姿态。至5月下旬,袁世凯已作好了军事布置,于是迫不及待地攻击孙中山、黄兴“捣乱”,并威胁道:“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伐之。”(白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袁世凯杀气腾腾,表示要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了。

此时的革命党人却仍然在是否“武力讨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对袁世凯存在幻想,使革命党人在裁军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宋案”后,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反革命面貌开始大暴露,孙中山等人提出要“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此却仍就犹豫观望。广东胡汉民认为“时机未至”。黄兴也只主张“听候法律,与袁周旋”。国会中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醉心于议会万能,只想在国会中进行倒袁活动。“宋案”之后两个多月里,南方革命党人围绕着“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的问题争执不休,因而在行动上迟迟未作抗袁的实际准备。胡汉民拒绝在广东首先宣布独立。陈其美以没有海军防守作理由,不同意在上海首先举兵起事。李烈钧在江西对武装抗袁虽有所准备,但势单力薄,亦不敢贸然发动。直至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和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南方各省,首先是江西才相继被迫起兵抗袁。但由于缺乏准备,导致各省起兵仓促,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心,各自孤立为战。江西李烈钧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结成五省同盟,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战争打响后,福建、安徽却一兵未发,广东的援兵则半路折回,湖南援兵直到江西作战结束时还未赶到。在南京,虽有柏文蔚率领的卫队及宪兵1000多人前来增援,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守卫南京军民的声势。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很大问题。这些都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两个营垒的阵线不甚分明,一般民众对袁世凯同样存有幻想,而对革命党人举兵反抗却一时难以理解。南京的讨袁军派代表敦请商会“劝令商界助饷”,“商界虽未反对,唯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转引自章开元、林增平《辛亥革命史》南京的商会甚至劝讨袁军让城别走,并愿付巨款以酬。江西的商民在李烈钧被解职时,劝其不要“轻启战祸”,湖口起义后则“默然反对”,使江西的革命军筹款无着,失去后盾。其他起义的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缺乏民众作为后盾,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一个原因。

恩格斯于1850年所写的关于1524一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况,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98页。)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848至185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起彼伏时的西欧,也不同于十六世纪农民战争期间的德国。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发展到18—19世纪的法国及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的程度,但又比16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远为成熟,因而出现实际存在而又阵线不甚分明的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逐渐明朗化了;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则可以说是两个营垒进一步明朗化的产物和表现。

【资料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发布于联系我们,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初政党报刊与政党政治澳门新葡亰 官方app:

关键词: